專業雜誌指導少女服裝穿搭術:《阮ê青春夢》選摘(2)

2018-06-21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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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雜誌刊登洋服用的相關保養用品;1940 年代高女學生家居服。《台灣婦人界》1938年7月號(王翠月女士提供,玉山社授權)

女性雜誌刊登洋服用的相關保養用品;1940 年代高女學生家居服。《台灣婦人界》1938年7月號(王翠月女士提供,玉山社授權)

1930 年代許多流行出版物從日本過鹹水來到台灣,針對不同社群、性別等多元類型的雜誌陸續出刊,以鎖定雜誌定位的觀眾特性,開始介紹、引導現代生活型態。其中,女學生愛看的《少女の友》,1930 年代以「女學生服裝帖」專欄,介紹不用穿制服時家居少女日常的穿搭與打扮,名之為女學生,可見雜誌客群主要是針對高女等就學中的青少女。專欄由插畫家中原淳一畫出美麗模特兒與其身上的服裝樣式,有詳細的圖解教導如何做出模特兒身上的帽子、頭飾、臉妝、眼妝、髮型、各種不同編髮、髮飾等,甚至畫中模特兒那樣長長的假睫毛要怎樣自製,雜誌上都有說明圖。在當時應該是一本很實用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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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服裝帖」專欄有幾期也介紹華美的和服,或者稍微樸素簡單的浴衣,但是仍以洋裝為主。關東大地震以及1932 年發生在日本橋白木屋的嚴重火災,意外暴露和服機動性不佳,妨礙逃生的缺點。在1930 年代的台灣都會中,洋服已經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台、日女性上班族,有制服的車掌或百貨公司銷售員,穿的也是洋服制服。一般事務員即使沒有制服規定,因為走動做事不方便,女性上班族很少會穿和服上班。1934年專為台灣女性創刊的《台灣婦人界》,在創刊號就為即將走入社會就業的高女畢業生設計一款上班服,也如「女學生服裝帖」那樣,刊出圖解的服裝樣板、縫製方式。當時的衣服都是訂做,有版型的話就方便拿去給裁縫師照版裁製。當然,和服仍然是日人重要的衣服,通常在廟會、重要節日、婚宴或上班有長官蒞臨的正式場合出場。

yina:4-19: 1940年代高女學生家居服。高年級的高女學生擺脫了稚氣的齊眉瀏海,髮型旁分以髮夾固定或留長。(王翠月女士提供,玉山社授權).png
1940年代高女學生家居服。高年級的高女學生擺脫了稚氣的齊眉瀏海,髮型旁分以髮夾固定或留長。(王翠月女士提供,玉山社授權)

台灣人女性上班族穿和服的機會就更少,1930 年代後半、1940 年代時的國粹與保守主義者,認為和服的色彩豐富,卻也不得不承認對於職業婦女而言,為了工作便利性,洋服還是優於和服。1941 年初夏進入《台灣日日新報》上班的楊千鶴,自詡是走在時代先端的記者,上班服裝絲毫不敢馬虎。她描述第一天上班穿著一身麻紗料的白色西式套裝,內搭紅色上衣,頭上戴著摩登的寬邊帽子,意氣風發。當時的女性服裝中,和式、中式、台式混雜的情況很普遍,視場合而異。高等女學校或家政女學校有和裁與洋裁,技巧純熟的女性,也會自製比較簡單的浴衣在廟會時穿著。女畫家陳進的仕女圖中出現了旗袍,則呈現1930 年代上海風,在台灣也可以看到官方宣傳明信片,總督府請人當模特兒穿梭街道,營造日本人想像中的異地情調。《台灣日日新報》舉辦的文學懇親會,日本女記者穿著和服,台人記者楊千鶴,就在上司西川滿的慫恿下穿長及足踝的「長衫」─旗袍。她在20 歲的生日宴會上也是做此打扮。但在日常生活中,1930 年代的15–20 歲少女,以洋裝取代了台灣衫。

高雄岡山基督教長老會家族出身的音樂家高慈美,在1935年曾登上日本女性雜誌,她的穿著一貫優雅大方,洋裝常常搭配各式不同樣式的帽子,十足像是從當時少女雜誌跳出來的模特兒。1940 年代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之女杜淑純也描述自己當時在東京所見,多數年輕女性都穿著洋服。1942 年她插班入學台北帝大英語科,英文科在當時五星級的台北鐵道大飯店辦迎新會,杜淑純穿著高級質料做的紅色洋裝,搭配白色珍珠首飾和銀製手環出席。

yina:4-18: 1940年代高女學生家居服。高年級的高女學生擺脫了稚氣的齊眉瀏海,髮型旁分以髮夾固定或留長。(王翠月女士提供,玉山社授權).png
1940年代高女學生家居服。高年級的高女學生擺脫了稚氣的齊眉瀏海,髮型旁分以髮夾固定或留長。(王翠月女士提供,玉山社授權)

洋服搭配俐落、燙過的短髮,是1930 年代時髦打扮。不過在學生髮型上,小學生的短髮造型大都是前面瀏海剪齊,清湯掛麵的髮型。甚至有剪到耳上一公分,剃掉下面的頭髮露出頭皮,俗稱西瓜皮頭。女童瀏海剪齊到眉毛以上的髮型,一直流傳到1970、80 年代,都還很常見,可見日治時期這種習慣延續的頑強性。日治時期女學生升上高女高年級,才能擺脫前額瀏海,兩側或綁髮,慢慢變成比較長的辮子,或捲起成髻,髮型變化展現高女一年級到四年級的成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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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家高慈美與聲樂家友人出遊照。(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

在現代社會中許多看似中性的事物,其實也隱含著政治性。以亞洲現代化最成功的日本來說,大約在1883 年鹿鳴館完成時期,是明治維新全盤西化的最高峰。鹿鳴館作為明治政府政治、外交權力折衝中心,許多日本政要在此推動廢除幕府和西方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被稱為「鹿鳴館外交」)。為了達到和西方人溝通、平起平坐的機會,上流階層全面模仿歐洲的生活方式。當時的華族女學校、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女學生,一度禁止女子著用男袴,有穿洋服的「義務」,出入鹿鳴館的「洋裝仕女」,頭戴著上面插著羽毛帽飾,穿著馬甲上衣勒出纖細腰身,下身拖著蓬裙或長裙,呈現的是西方宮廷式傳統女性服裝。殊不知不到20 年的時間,歐美女性的服裝已經擺脫馬甲、裙箍,朝向簡潔風格。這個有點落拍的鹿鳴館時代,三島由紀夫曾以此一全盤西化時期,寫出一部名為「鹿鳴館」的劇本,日本電視台多次改編演出。這個時期全面西化的變革引起很大反彈,文部大臣森有禮被暗殺,盲目的全盤西化路線修正,女學生再度穿上日式服裝。總之,就算是上流階級,對女性而言,穿著打扮是在政策需求下達到示範功能,不能隨心所欲依己所好。無論是西方傳統宮廷服裝,或者日本正式的華美和服,都不易穿著,要穿著這樣的服裝出門,是無法憑一己之力的呀。因此說到底真正能支持女性獨立行動的服裝,還是台灣傳統服飾的台灣衫,以及現代化以後日常居家的洋服。

*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專攻台灣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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