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擋下黑箱服貿、提出兩岸協議法制化的訴求、也引起對於當今憲政體制、代議制度的思考與論辯之後，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選，臺灣人民「似乎」不再受到財團、中國買辦勢力與特定媒體的強力操縱，透過選票對漠視民意的執政黨，展現出強烈的不信任。
曾有人認為選舉結果代表了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或成熟：無黨籍的柯文哲以素人之姿，高票當選長期被視為國民黨囊中物的台北市長；選舉過程中，新興網路媒體以及「婉君」的力量，則是成功地引起更多對公共議題的關注與討論。
然而，這代表了臺灣已經成為，或是即將邁入多數公民能夠理性思辨公共議題的公民社會嗎？
滅火器的「島嶼天光」唱道：「天色漸漸光 / 咱就大聲唱著歌 / 一直到希望的光線 / 照著島嶼每一個人」。如果用這個標準來看，答案很明顯，不。臺灣離真正的公民社會，根本還在起步而已。
生活的去政治化
發生食安問題，多數人習慣在網路上隨著群眾們指著製造、使用黑心油的廠商和餐廳痛罵。然後呢？一個月後，是不是還是會跟朋友，拿著折價券大啖牛排、燒烤或麻辣鍋？是不是依然盲目相信品牌，卻無視於大型連鎖餐飲業者的真正目標是提高翻桌率、營業額與股東報酬率，而不是替消費者把關飲食安全與品質？是不是不曾思考、也不曾採取行動，嘗試品牌大廠之外的另一種可能：例如走進傳統市場，直接和小農購買在地、當季生產的農產品，撥一些上網、看電視的時間親自下廚，為自己和家人準備營養均衡、少添加劑、供應鏈幾近透明的一餐？
爆發血汗工廠的爭議，除了說工人好可憐以外，然後呢？是不是會指著那群華隆員工、國道收費員問，你們幹嘛臥軌，害我火車誤點？或是跟政府官員一樣問，你們為什麼不去找工作？是不是也忘記了，自己的工作合約也是不穩定、無保障的派遣契約？自己是不是也是被濫用的責任制受害者？還是你也會覺得，「因為老闆賺得不夠多，所以我不能加薪？」那到底資方要賺多少、勞方才有共享利潤的權利？
出現廠商偷排廢水、空氣污染指數超標的新聞，除了跟著名嘴罵「奸商」之後，然後呢？廠商與政府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為廠商大開方便之門的法令規範，是不是依然如故，保障着廠商的利益？如此一來，人民怎麼能期待河川、空氣這些「公共財」，是最後一次被污染？
當兩岸議題再度因選舉逼近而被放大檢視時，除了幾近本能地與「政治」劃清界線、不願也不敢討論自己對臺灣主權的看法與主張，甚至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地相信跨海峽政商權貴集團共同形塑的威脅與利誘，到了投票日「含淚投票」，難道你不曾質疑，明明投票日是展現人民意志的機會，什麼時候當家作主要搞得如此委屈？
生活即政治，政治改革從日常實踐開始
如果，社會中的多數人，依然每天走進枉顧消費者與勞動權益的便利超商買早餐、買咖啡，又走進剝削供應者、提供毫無營養價值的跨國速食店享用「銅板美食」，下班後先走進由血汗農地與工廠生產的快速時尚品牌店，購買好幾件其實都穿不到兩次的衣服，再和朋友約在不顧食材品質、勞動權益與尊嚴的連鎖餐廳聚會；通勤時滑手機只會玩遊戲、看新聞也只是看看娛樂新聞，看到正經文超過兩行就視而不見；限水？限不到我都沒差；核能？如果電價要漲，當然不能反對；社會住宅？沒差，不要蓋在我家旁邊就好；臺獨？統一？九二共識？干我屁事！ ...... 。最後，高舉雙手歡呼「小確幸」，蔣公銅像拆不拆、路上的街友和移工從哪來，都不比週末去哪吃下午茶來得重要。
如果，社會中的多數人，不去思考跨國企業是如何對待供應鏈上的每位工人與環境；不願思考大型企業如何毀滅了在地、友善環境的生產者與天然資源；不正視社會的權力與階級結構，如何製造出性別、族群、經濟機會的差異；而當多數人的消費行為，還停留在「便宜、方便」的層次，或只是跟隨品牌，任憑廣告操縱，而不去思考消費的必要性、公益性；而當多數人還是無法理性地主張各自的政治立場，思辨臺灣在亞太與全球的地位與定位時，真的，我們離真正的公民社會，還差得遠。
這不是反商，而是要重新省思為商的意義與道德高度。當然，你可以認同 Milton Friedman 所說「企業唯一的責任就是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但是， 也是 Friedman 所力主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後續的種種政策，造成了網路泡沫、房地產泡沫以及金融危機。況且，價值是什麼？是誰的價值？如果把股東 (shareholder) 變成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 ，我們又該如何審視商業行為的尺度？ Michael Porter 的共創價值說 (Creating Shared Values) 、早已倡議多年的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綠色會計 (Green Accounting) 等等來自商學領域的反思，又該如何落實於多數企業的運作當中？而更重要的商業倫理 (Business Ethics) ，又該如何成為多數企業經營者與員工的核心價值？臺灣商學院竟然都沒有開設商業倫理的課程，Why? 商業運作，也不脫離所處的政治、社會脈絡，在思考區域整合、國際合作的同時，能不能多一些非經濟面的考量？例如，臺灣已有接近百萬的移工及其第二代，除了將移工視為補充勞動力、視「新台灣之子」為弱勢族群之外，能不能有更多的可能？
生活、消費、商業行為都是公民意識應該介入的場域，更別說政治、社會領域的議題了。唯有當越多的市民/人民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及消費行為、對商業、政治與社會的認知與想像，公民社會才有完備的可能。而標榜第三勢力的新興政團、政黨，抑或是希冀在一年後的大選再下一城的民進黨，在高舉「新經濟」、「新政治」、「新社會」或是「創新」、「就業」、「平等」的同時，能否啟蒙、引領市民/人民走出「小確幸舒適圈」，理性思辨公共議題、打造公民社會，才是這些政黨能否永續經營的關鍵。
＊作者臺大商學所畢，現任職於「人生百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