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網路世界正在熱烈討論一個關鍵主題：如何一秒激怒台灣人？
據報導，許多鄉民紛紛在PTT討論版上留言，其中最多人覺得，會被激怒的話，是被別人稱作「中國人」。另有網友留言說，「中國人」、「中國台灣」、「大陸」、「內地」都是很敏感的詞彙；也有網友認為，聽到「兩岸一家親」、「大家都是中國人」，或是被中國人嘲諷「灣灣」、「台巴子」都會讓人一秒生氣。不過多數的意見，還是認為被稱為「中國人」是最讓人不開心的。
台灣人為何不喜歡被稱為「中國人」？
師大教授范世平對這件事的看法更有意思，他在FB上PO文說：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絕對不會討論這個議題的；即便討論，除了痛罵，還是痛罵。如果中國真的認真而理性的討論這個議題，才是台灣該擔心的。」
這無關台灣全民民調，只是網路年輕鄉民們自嗨的一場文字遊戲。若是有好事者將這問題放大到全台灣去徵詢，可能又會演成藍綠大激鬥，尤其是天龍國境內的雙北市。
而且這問題還可以衍伸為複數組合的詢問，比如：如何一秒激怒中國人？如何一秒激怒香港人？如何一秒激怒韓國人？如何一秒激怒日本人？......等等。
其實該問題的核心價值乃在於「價值認同」：不喜歡被稱為「中國人」的台灣人，其價值認同是什麼？另外的，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為傲的人，除了血緣延續所想像的自證性「民族自尊」之外，又會是認同何樣的「價值觀」？
因為被稱為「中國人」而會在一秒鐘就被激怒的台灣人，就跟被稱為「日本人」而會在一秒鐘就被激怒的韓國人一樣，都因為對於被稱呼的那個國度有高度厭惡感覺乃至仇恨情緒。而，很值得疑問的是：台灣人跟中國人有過仇恨的歷史積累嗎？
台灣人無端被捲進到國共仇恨對立框架內
在歷史上，日本終戰後，台灣就莫名其妙被框進國民黨的殖民統治下。緊接著就轉進到冷戰局勢下的「漢賊不兩立」的一邊一國對立型態。台灣人既無權決定自己命運，絕大多數人也都無機會去跟中共政權產生任何淵源。照理講，雙方既談不上什麼接觸機會，也應該找不到彼此忌恨的因果關係。
對照來看，你死我活的國共內戰，從1927年開打延續到1949年國民黨軍隊被驅趕到台灣為止，據一份中共官方資料顯示：消滅國民黨軍隊807萬人，加上解放軍死亡人數，估計有1500萬人死於國共內戰。這麼龐大的死亡人數，算不算是國共兩黨的不共戴天之仇？
1949年1月21日，面對軍事與經濟上的失利，在南京的蔣介石宣布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這「代」字可是藏有玄機的)。李宗仁代任後，有意與中國共產黨和談停戰(隔江分治)。中國共產黨即宣布了內戰戰犯名單，蔣介石列名榜首，中共並宣告這些戰爭罪犯「國人皆曰可殺」。也就是以蔣介石為首的一干國民黨高官政要均在共產黨追殺問吊之罪不可赦者。則，這又算不算是國共兩黨的不共戴天之仇？
1950年「鎮反運動」處決人數遠超過71.2萬
然後我們來看看1950鼓動的「鎮反運動」。所謂「鎮反運動」者就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直接劍指沒能隨蔣介石逃離中國的國民黨及相關附隨人士，當時在文件上被稱之為「匪特分子」。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隨後2年，鎮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按照當時的中國人口大約是5億5千萬，則千分之一的一半應該就是27萬5千人。
根據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數字，當時全國已經逮捕150萬人，已殺50萬人，達到了毛澤東要殺掉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
據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54年提出的一份報告中說：「鎮反運動」中，全國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2萬人，佔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38萬人。
北京大學教授、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先生則認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這幾十萬冤死屈死的中國人，又算不算是國共兩黨的不共戴天之仇？
1955年「肅反運動」中，非正常死亡5.3萬人
再到1955年，中共當局又發起「肅反運動」，即「肅清反革命運動」。因鬥爭胡風使人認識到：在黨政機關、革命團體、民主黨派內部隱藏有反革命分子、台灣特務。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當時毛澤東劃定了好人和壞人比例，他說，革命隊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幾」，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肅反運動中，就以「大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規模進行「肅反」。各單位如果達不到這一指標，就會被認為是「右傾」。
歷時一年多的「肅反運動」，據當時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工作報告中說：全國規模的內部「肅反運動」在1800多萬職員中開展，共查出10萬餘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中混入黨內的有5000多名，縣級以上領導幹部260名，混入共青團的3000多名。參照解密檔案：全國有140多萬知識份子和幹部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打擊，其中逮捕21.4萬人，槍決2.2萬人，非正常死亡5.3萬人。(官方數字)
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有262萬人神秘消失
事隔兩年後，中共意猶未盡，於1957年再發動「整風反右運動」，意即是「整風運動」過程中又掀起了「反右運動」。「整風」是共產黨內部的反貪腐整風，「反右」則是給黨內、黨外人士確定「右派」身份，並進行打擊。
根據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的數字：1957年，全國317萬右派知識份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國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着，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人神秘消失(實即已被整死了)。
再往後的「文化大革命」被整死鬥死被殺害的人數就更是駭人聽聞了！
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所載：
「420餘萬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000餘人死亡；13萬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23萬7000人武鬥死亡；703萬人傷殘；7萬1200餘家庭整個被毀。」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
「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冷冰冰的歷史數字，卻全都是一個個被虐殺、被枉死、被拋屍的中國人的寶貴生命，於今回視，讀之能不黯然落淚麼？。
國民黨只想吟唱「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至於64天安門事件，那些被戰車輾過、被機槍掃射和被步槍子彈射穿的每一位手無寸鐵的青年身軀，任令其躺臥在血泊廣場上的淒厲影像，在在都還記憶猶新，就不再重複了。
這些血淚史實，如果國民黨或所有統派人士還有丁點骨氣，肯對中國歷史承擔起「道德良知」，難道不應該對於這枉死冤死的幾千萬中國人有所控訴嗎？
或是說，國民黨人都只要學學「戊戌六君子」譚嗣同那瀟灑的仰天高唱「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之後再喝兩口白干，繼續吟詠魯迅那另一段「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一闕「兩岸一家親」，幾千萬中國冤鬼就魂飛魄散了
以中國人身分而榮而傲的這些人，可以不斷強化「南京大屠殺」以激起對日本的無比仇恨，卻完全可以無視中國共產黨對其國人的幾千萬屠戮暴行？這對於台灣人而言簡直是喪盡天良、泯滅人性的極端之惡，而國民黨至今猶然高舉車輪旗的後人們，卻已經選擇遺忘而令之雲淡風輕，船過無痕了？難道國民黨的現在已徹底解脫而完全可以無憾的，去接受中共為自己的中國所曾犯下的無與倫比之罪孽？且都能完全釋懷了嗎？
正如六四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是一種歷史事實，是一種統治者對人民行使國家暴力的重大罪惡。然而國民黨或「民主統一」人士們卻選擇了「無視」和「封口禁言」，連最起碼的紀念儀式都免了，這不是屈意討好的跪降是甚麼？
話說，跟共產黨不共戴天的國民黨人，在選擇「親中」的態度時也順便選擇了歷史遺忘，同時地也必然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統治的合理與合法性」，則對於「中華民國」這塊招牌也就等同於自動放棄，那麼，拒絕血緣承續的台灣人還有何理由去跟中國攀親引戚搞甚麼「一家親」？
「民主運動」就是「民主運動」，不是「愛國民主運動」
【白目豆沙包】專欄作者吳豪人教授近日撰寫的《「六四」與「噗斯！的扎他娘」祖國》一文即有這樣的驚世之言：
『六四發生至今快三十年了，中共官方態度始終一貫：喏，大家再努力「渾若無事」個十年，天安門媽媽們就死淨死絕了。喏，大家再努力，「裝瘋賣傻」個十年，就沒人記得世界最年幼的人質──小班禪活佛是誰綁架的了。中國共產黨似乎極其痛恨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你騙得了人一時，騙不了人一世」。所以他們不但要騙人一時，更要騙人一世；騙不了的，就關起來，就「反分裂法」。
不間斷的苦難，使得這個國家顯出飽經風霜的深沉，但也讓苦難只能被忘卻，不容記憶。為了清除記憶，政府無恥沒有下限，目擊者的可憐委屈，也隨之沒有下限。在這種統治之下，除了詛咒大老爺「生孩子沒屁眼」之外，哪敢妄圖啟蒙？這完全是中國自然法了。』
香港醫師作家徐承恩（Eric Tsui）也曾撰文《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強烈主張：
『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
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劃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地遙遠。』
如果香港人民在經歷這麼多年的幾十萬人對六四紀念之狂熱中，已因對中國民主化的想像逐漸幻滅之後，而終於必須反思自身要開始「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也必然的會觸及到「去中國化」的深層結構的敏感問題。這樣的論述和態度，跟台灣的所謂「天然獨」的內涵有否幾分神似呢？
已「揚棄普世價值」的中國，能奢談「民主統一」嗎？
簡錫堦先生在前幾天發文說：「在民主與和平的充要條件下，達成『和平獨立』或『民主統一』，讓國人都能認同；也給對岸『未來一個中國』的希望，願意善待臺灣，這才是小國的生存智慧。」
簡先生的說法乃是建立在「對中國的民主化仍存在幻想」的前提下的一種寄望。可是，我仍必須藉此再次重申，如果中共政權已經正式宣告「揚棄西方價值」，要「重建中國價值體系」(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台灣人(或香港人)對「中國民主化」基本也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你卻還在繼續大彈「中國民主夢」，這說得通嗎？這也能算是「小國的生存智慧」嗎？
話說回頭，台灣人民跟中國共產黨向來無怨無仇，只因為終戰後無端陷入到殖民政權的國共鬥爭的戒嚴體制裡，而被強行灌輸了幾十年「仇共恐共」的思想教育。可笑的是，當年強行灌輸「反共教育」的加害人多數都已跑到北京，去跟他們「不共戴天的共產黨人」熱情擁抱，這是歷史的荒謬？是現實的扭曲？或乾脆就像台灣布袋戲文上說的：「天道不彰、善路不長」！
為民主堅定抗中，不應是用「愛與恨」的情緒去宣洩
資深媒體人黃創夏先生的臉書在64當晚就曾憤怒PO出：
『許多人問：「六四」和台灣有沒有關係？
對於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記憶深刻，因為我當時曾寫下「絕命書」。
那時，我正在服少尉預官役，事件一發生，草木皆兵，政府很怕解放軍趁亂血洗台灣，轉移注意力，所以要我們做好誓死捍衛台灣的一切準備，士兵有標準版，軍官必須有親筆信。
沒想到，當年監督我們寫下「絕命書」的將軍，現在常常在北京喝紅酒⋯⋯回顧歷史，竟有荒謬感！』
友人也曾善意提醒說：「主張台灣獨立最後可能走向戰爭、以及台灣人為了這個目標至少要努力備戰。」這是面對「中國民主無望」的現狀下，台灣人決心要捍衛「民主、自由、人權」之普世價值的必然代價。
中國之謀我日亟，不因為什麼國土之爭，毋乃是佔領「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圖霸意圖的一種必然行動。而美國之所以必須支持台灣對抗中共的理由，說穿了也一樣是為了捍衛「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的美國利益而已。所以與其說是為台灣獨立而備戰應戰，倒不如說，台灣人應該要為自己長時期的爭取，才得來不易的「民主與人權」之普世價值而堅定抗拒、誓死捍衛。
當台灣強力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我們也將會不斷質問：國民黨人所懷抱的「歷史正義」究竟是何解喔！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任《六都春秋電子報》創辦人。更多好文請看〈陳昭南專欄〉。作者每周發表於《風傳媒》的專欄系列，已收錄於作者新著《迷航的國度》一書。欲優惠購書者，請填寫申購單(請點擊進入)，或電洽蔡先生（0912661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