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來的留學生邀我去長野迎接北京奧運聖火。她說，旅費都是中國大使館招待。我笑說，九六年飛彈事件曾帶隊去中國領事館示威，貴政府不會招待我的。她說，您可以戴罪立功。
二○○八年，我在日本拓殖大學客座。班上有個北京來的留學生，坦承她活到二十歲，「從來沒聽說過什麼六四天安門事件」。可「為什麼日本學生都知道？連老師您也知道？這事情透著玄乎。」
帶兩支鉛筆迎接聖火
四月二十六日奧運聖火接力抵達長野市前夕，她邀我一起去迎接聖火。她說，火車票、旅館錢、零用金都是中國大使館招待。留學生們的任務，無非到時候搖搖五星旗，把場子弄熱即可。我笑說，有這便宜啊？只可惜老師一九九六年飛彈事件，曾帶隊去大阪中國領事館示威抗議，貴政府不會招待我的。她說那也未必，您可以戴罪立功。怎麼戴罪立功呢？她說大使館還給每個人發了兩支鉛筆隨身帶著。迎接聖火幹嘛帶兩支鉛筆呢？
「大使館的官兒說：要是遇到有反中分子鬧場，咱們就噗斯！的扎他娘。」
我畢竟沒有拿鉛筆「噗斯！的扎他娘」的黨國癖好，所以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依舊待在東京。沒想到當天的長野市，果真出現「反中分子」「鬧場」。台灣國籍的圖博（藏）人札西慈仁，從人群中衝進聖火行列，才高喊一聲“Free Tibet”，就被一大群日本警察撲倒在地。根據當天日本媒體的報導，除了首當其衝的福原愛（就是她不必懷疑）受到驚嚇之外，不曾聽說札西被利器「噗斯！」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兩年前，這位札西慈仁兄和台灣一群社運朋友──包括區區在下──共同組成了「西藏台灣人權連線」，拜會了達蘭沙拉的西藏臨時政府，也得到達賴尊者的祝福。至於這個連線成立的宗旨目的嘛，反正明人不做暗事，總之被愛黨少年「噗斯！的扎他娘」的緣分偏高就是了。
支聯會訴求只是訴諸獨裁者善意
今年六四的前兩、三天，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六四平反組織支聯會，一如往例發表聲明，也詢問台灣的NGO連署意願。問來問去問到了藏台連線。支聯會「民主愛國」的尷尬悲情立場眾所周知，也值得同情。所以過去台灣的社運團體或聲援或連署，並無大礙；不過這幾年藏人自焚者激增，而且還有這麼多雨傘革命的香港年輕人遭到政治迫害，因此我堅決反對連署，反對跟你他媽民主愛國了。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新生代的學生們，都明確表態「推動中國民主發展，未必是香港人的責任」了。支聯會至今還把六四當成單一、突發的悲劇來悼念，根本是抬舉中共。況且「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五大綱領，純粹訴諸獨裁者的善意，毫無公民自主性。搞得彷彿鄧小平是擦槍走火，是為了民族命脈億兆生靈，萬分不捨／下不為例地揮淚斬學生。
這種「以愛國發展民主」的綱領，在一九八九年還可以說隔閡百餘年，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九七之後「隨地吐痰的人，統治不隨地吐痰的人」（李怡說的）都二十年了，英美法系（Common Law）的招牌也快砸光了，支聯會還裝什麼清純？忍什麼辱負什麼重？
我在課堂上，經常跟法律系的孩子們說，啟蒙主義以來的近代刑法體系，絕對不能忍受「你生孩子沒屁眼」的株連無辜詛咒，也絕對不能接受「你下輩子投胎會墮入畜生道」的輪迴報應思想。惡有惡報，就得現世報、報在加害人自己身上。然而，另一方面，我也深切而悲哀地瞭解，被國共兩個黨國統治過的可憐人，實在鮮少有機會表現得這麼啟蒙、這麼康德。
六四發生至今快三十年了，中共官方態度始終一貫：喏，大家再努力「渾若無事」個十年，天安門媽媽們就死淨死絕了。喏，大家再努力，「裝瘋賣傻」個十年，就沒人記得世界最年幼的人質──小班禪活佛是誰綁架的了。中國共產黨似乎極其痛恨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你騙得了人一時，騙不了人一世」。所以他們不但要騙人一時，更要騙人一世；騙不了的，就關起來，就「反分裂法」。
不間斷的苦難，使得這個國家顯出飽經風霜的深沉，但也讓苦難只能被忘卻，不容記憶。為了清除記憶，政府無恥沒有下限，目擊者的可憐委屈，也隨之沒有下限。在這種統治之下，除了詛咒大老爺「生孩子沒屁眼」之外，哪敢妄圖啟蒙？這完全是中國自然法了。
愛哪個國應該各自表述
香港醫師兼史學家徐承恩講得最痛快：
「民主運動」就是「民主運動」，不是「愛國民主運動」。愛不愛國、愛哪個國，本應各自表述。悼念六四慘案，就老老實實地紀念為自由民主犧牲的義人，不要炫耀自己的大中華情懷。
無論是不是中國人，紀念六四只有一個正確方法，就是打倒中國共產黨。不可一再受辱，得讓六四天安門的兇手黨遭受現世報。「右眉冷對港獨崽，左腿甘跪愛國賊」的左統伎倆，不嫌低俗過時嗎？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31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