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聯合聲明》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缺乏和《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日本降伏文書》、《舊金山和約》以及《中日和約》的歷史連結。伴隨著《中日和約》因為日本與台灣斷交被廢，不只台灣主權是否屬於中國一事開始遭到日本政治人物和學者質疑，歷史問題也再度浮上檯面，因為《中日聯合聲明》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顯然無法連結到1941年12月9日的《國民政府宣戰佈告》。
中共不只因為不承認《舊金山和約》而不被承認是二戰同盟國的一員，同時也因為《中日和約》被徹底廢除而失去繼承重慶國民政府法統的機會。既然日本只承認重慶國民政府為代表中國與其交戰的一方，中共又不願意承認《中日和約》的延續性，那麼其所繼承的就不可能是重慶國民政府，又有什麼立場和日本討論歷史問題？
台日關係的真實基礎
那麼中共是否可能代表當年延安的邊區政府，與日本國簽署新的和平條約呢？中共確實在1932年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對日本宣戰，可是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早就隨著中共1937年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而併入國民政府，徹底成為了歷史。中共不曾再以黨的名義對日本宣戰，日本也不曾對延安宣戰，簽和約根本不倫不類。
另外實際控制東北與南京的中共，還可以聲稱自己部份傳承了當年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的傳統，但這兩個傀儡政權都是日本的盟友，似乎更沒有簽署和約的必要。日本不再把重慶國民政府的繼任者中華民國視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然更不會認真看待二戰時代的中國人，為歷史翻案的聲音當然也就越來越大，一切似乎都還是中共自找的。
如果中共沒有要求廢除，或者至少別要求全面廢除《中日和約》，可能台灣問題和歷史問題還不會成為北京同東京交流的障礙。顯見中共在1949年追求的是建立新國家，不只是建立新政權。毛澤東時代以來歷屆中共領袖，其實不屑也不認為自己傳承了領導對日抗戰的國民政府。既然是以建立新國家為目標，中共是否能從中華民國政府手中繼承台灣主權也是值得商榷的。
《中日和約》的利多，當然不是只有確認台灣主權歸屬以及誰領導了對日抗戰而已，更重要的是其第二條還提及南海主權，算是唯一提及南海諸島的國際和約：「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未來如能好好運用，相信《中日和約》能在未來舒緩南海爭端方面扮演關鍵的力量。時至今日，台日關係還是建立在《中日和約》的基礎上，這點可以從簽署和約的木村四郎七上找到驗證，因為他在和約簽約前為外務省派駐在台灣的聯絡局長，等到合約簽訂後他又回到台灣擔任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中日斷絕邦交後，又繼續來台灣擔任交流協會理事長，與台灣的交流稱得上是極為深厚。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