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產學合作也有可能擴大高教不平等
如當前的《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關注於國家重點領域如半導體產業，鼓勵國立大學與產業界一同創設研究學院，可免除部分法規限制；相對於教育部對高等教育的長期監管，一般大專校院、尤其是因少子化還在生存線上掙扎的私立大專，不免產生相對剝奪感。
台灣半導體占全球近7成產值，固有其穩定產業競爭力和人才培育之需求，但大專人才培育仍應有中小企業、傳統及服務產業，這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基礎，是就業機會的普遍來源，更值得持續關注。教育部應調整「教改」之後、高等教育被視為由市場決定的思維，恢復人力資源規劃機制，讓各種產業人才培養在優質高教課程中均衡發展，改善過於集中資源投注於特定大學、特定產業可能造成的高教不平等，亦有助於改善畢業生所得落差造成的社會嚴重貧富差異。
三、政府政策或制度設計是另一因素
政府政策或制度設計往往是高教不平等的另一因素，如各種「競爭性計畫」。教育部近年來為提升大學競爭力，採取特別經費補助大學校院，出現不絕如縷的各種「競爭性計畫」。基礎雄厚的研究型大學容易在競爭性計畫中勝出，在本就相對豐裕的教育資源錦上添花，致使大學校院出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學生的教育成本產生更嚴重的差異化，辦學能量較為弱勢的大學充滿了相對剝奪感，所以也是一種人為製造的高教不平等。
多年來競爭性計畫趨勢未曾稍緩，大學的績效表現和評定被這些競爭性計畫綁架。為了爭取獲得計畫經費，學校喪失辦學自主性及發展自我特色的空間，呼籲高教政策制定者正視、改善長此以來競爭性計畫引導辦學所製造的高教不平等現象。
這次世界高教會議與會者即發現，在某些國家，政府認為自己有權決定高等教育的運作方式，如控制資源補助模式之間接促動高教不平等現象，加上高等教育的財務掛帥和新自由主義，導致某些類型知識、學位和職業享有特權，更助長了其間的不平等；所以學者提出「解決高等教育問題，須先解決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建議，獲得了與會者高度共鳴。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高教會議也關注30年後的高等教育，為到2050年的全球高等教育描繪理想願景：以共同利益為視角，以社會正義為框架，支援無障礙、包容和平等的高等教育體系。這項遠眺至2050年高等教育樣貌的議題，將是今年9月第77屆聯合國大會期間所舉行的「教育轉型高峰會議」（U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Summit）的重要主題。
其實許多國家都存在著高等教育機會和權利的不平等現象，若我們的教育當局能理解，解決高等教育不平等問題，可以解決相當多的高教問題的話，應該欣然將之列為施政重點，致力於以解決高教不平等的視角，展開我國高教發展願景和實踐路徑之規劃。對於出自於人為因素如制度、政策等導致的高教不平等，尤應竭力避免。
果能如此，則我國雖然沒有參加世界高教會議，也等於是汲取了全球高教發展學者專家的經驗智慧，與全球同步，展開具有中心思想的2030年甚至2050年的高等教育願景建構行動。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