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崇德老人自訂年譜〉中曾紀芬又記錄光緒八年時任兩江總督的左宗棠約她見面的情形。原來十年前，擔任兩江總督之任的正是曾國藩，那時候曾紀芬尚待字閨中，隨父母一同住在這座府邸裡。曾紀芬說：「別此地正十年，撫今追昔，百感交集，故其後文襄雖屢次詢及，余終不願往」。左宗棠知悉其意後，特意打開總督府的正門，派人把曾紀芬請進去。曾紀芬在其《自訂年譜》中云：「肩輿直至三堂，下輿相見禮畢，文襄謂余曰：『文正是壬申生耶？』余曰：『辛未也。』文襄曰：『然則長吾一歲，宜以叔父視吾矣。』因令余周視署中，重尋十年前臥起之室，余敬諾之。」左宗棠與曾紀芬這段對話，非常精妙。曾國藩長左宗棠一歲，左宗棠固久知之，此處顯然是故意說錯曾國藩的生年，然後借機搭話，向曾紀芬表達關照的意願，做得自然而然、不露痕跡。左宗棠因文正而厚其女及婿，談吐之間，亦見老輩風韻，佳話可傳。然後左宗棠很暖心地陪著曾紀芬找到了當年她曾經住過的起居之室。可以想像當時曾紀芬的內心，會是何等的溫暖。都說官場人情淡薄，而左宗棠卻在曾國藩故去多年之後，把他心底最溫情的父輩之情給了曾紀芬。後來曾國荃到南京時，曾紀芬還回憶道：「嗣後忠襄公（按：曾國荃）至寧，文襄語及之曰：『滿小姐已認吾家為其外家矣。』湘俗謂小者曰滿，故以稱余也。」——也就是說，左宗棠認為自己家就是曾國藩小女曾紀芬的娘家了。
另徐一士在〈《古今》一周紀念贅言〉一文中談到「文史不分家」，他說：「惟『文』與『史』雖若各有其分野，而『文』之含義本多，『史』之領域亦廣，二者實有息息相通之關係，固可分而不盡可分也。『文』『史』就其發生上言之，可稱為一對孿生子，其後雖漸分化，而關係仍屬密切。大史家每具文心，大詩人亦多史筆，司馬遷與杜甫即為最顯著之例證。史學家劉子玄、章實齋，於所作《史通》、《文史通義》中，論史衡文並重，尤足見兩者界域之不易劃分。迄於最近，盛唱以科學方法治史，史學乃與文學判為兩途，成為社會科學之一部門。此在學術上固為一種進步，然以過於重『事』而輕『人』，重常則而輕變象，充類至盡，幾將以歷史統計學為史學之正宗。流弊所及，『史』只剩留枯燥的名詞數字，『文』只剩留浮飄的感情。其實『文』與『史』畢竟均以人類生活為其對象，史書之佳者，特具意境，正與文藝無殊耳。要之，『史』不可無性靈，『文』亦不可無實質，否則治史將等於掘墳，學文亦將等於說夢，其影響殆可致民族活力與熱情之衰退，非細故也。是以治史者不宜僅以排此史跡為已足，尤宜注意於抉發史心。文藝作品之有資於史學者，有時或迂於碑版傳狀之類，因後者每只是事跡的鋪陳，前者每可見心情的流露，此杜甫、元好問、吳偉業等之作，所以稱為詩史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