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宮重燃對華貿易戰火時，人們忘記了歐盟正面臨一場空前的危機：川普延長關稅豁免期限到明天截止。
如果美歐貿易戰也開打，歐洲當然損失更大。但如我此文所寫的，歐洲可能再一次鳳凰涅槃，成為另一個更公正更良善的「西方」。
三月七日，瑞典前首相卡爾・比爾德（Carl Bildt）在推特上，針對川普的貿易戰發了一則推文：On transatlantic trade relations, it all sounds like the summer of 1914。在他眼裡，眼前的跨大西洋貿易關係，與1914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的氣氛很相似。
兩個多月過去，時局發展證明這位前首相所預言的歐美衝突並不誇張。美國總統川普在撕毀貿易協議後，又退出伊朗核協議，令歐美之間的矛盾激發，分裂趨勢從量變轉向了質變。為此，歐洲理事會主席悲憤地宣稱：有川普這樣的朋友，歐洲已經不需要敵人了。
On transatlantic trade relations, it all sounds like the summer of 1914.
— Carl Bildt (@carlbildt) 2018年3月7日
對此我們要看到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西洋兩岸的裂痕由來已久，早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就見端倪。雖然歐美是有長期合作關係的親密盟友，但美國共和黨從小布希到川普，其一意孤行的單邊主義愈發咄咄逼人，這就不可避免地，與堅持平等包容、民主協商、自由公正及多邊主義的歐洲產生矛盾。這一次，歐美從經貿衝突發展到地區戰略的激烈碰撞。歐洲被迫公開地與美國割席而坐。
這一次，歐美從經貿衝突發展到地區戰略的激烈碰撞。不甘充當美國棋子的歐洲，在川普的剛愎自用與反復無常面前，被迫公開地與美國割席而坐。這不僅是因為當今美國總統的個人性格，更是因為，在宗教保守主義崛起的美國與世俗人文主義的歐洲之間，出現了明顯的價值觀上的基因變異。至此歐美分立，「兩個西方」已定型，世界格局因此改變。
從二戰後蜜月到伊戰生裂痕
回顧歷史，歐美之間的淵源可追溯到幾個世紀前。二戰時美國大兵到歐洲並肩作戰，戰後的「馬歇爾計畫」又幫助西歐復興了經濟。在七十多年漫長的蜜月中，歐洲作為美國的忠實盟友也在各個方面幫助了美國，例如冷戰時，歐洲站在美國一邊共同對付蘇聯，並支持美國建立了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領袖地位。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改變了歐美關係。當時，我和一些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對那場戰爭產生了集體幻覺，誤以為小布希打下獨裁者海珊，會促進中東和世界的民主化。因此，反戰的「老歐洲」被我們視為「綏靖」。
在伊戰過後的十幾年裡，我們看到，那場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戰爭打開了「潘朵拉盒子」，給中東帶來宗派主義、恐怖主義和暴力，令數十萬伊拉克民眾失去生命，數百萬難民無家可歸。曾決定參戰的英國前首相布雷爾承認說：後果比想像中更加「血腥和曠日持久」。這些都令我痛切地認識到：美國錯大了，當初老歐洲的反戰立場是對的。
我不禁佩服起當年堅定反戰的「老歐洲」——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他們在美國準備繞過聯合國單方面對伊拉克開戰時，就公開地站在美國的對立面，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和平方案。
老歐洲當年的「綏靖」與「怯懦」表現，有其深刻複雜的原因，即，歐洲從幾百年的殖民歷史中獲得的教訓：一個國家佔領另一個國家，必然遇到巨大而且難以對付的麻煩。老歐洲是有反省能力的。即使是曾誤上美國戰船的英國，也在戰後公佈了《伊拉克戰爭調查報告》，承認英國伊戰決策是基於錯誤的情報和評估，當時採取軍事行動並非萬不得已，並未窮盡和平手段。
然而，那次戰爭的始作俑者美國卻毫無反省。儘管法國總理拉法蘭總結說，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是「道義、政治和決策三重錯誤」，但美國人不予理睬。他們大大咧咧，不在乎美國給他國人民帶來的巨大苦難。對高舉反戰旗幟的盟友法、德兩國，小布希政府曾一度充滿敵意，並以冷落給予懲罰。
然而，那次戰爭的始作俑者美國卻毫無反省。儘管法國總理拉法蘭總結說，美國發動對伊拉克戰爭是「道義、政治和決策三重錯誤」，但美國人不予理睬。他們大大咧咧，不在乎美國給他國人民帶來的巨大苦難。對高舉反戰旗幟的盟友法、德兩國，小布希政府曾一度充滿敵意，並以冷落給予懲罰。
那是二戰後的第一次，美國感到不聽話的歐洲對它形成了威脅，因此想要遏制歐洲。歐美之間的裂痕自此產生。後來奧巴馬上台，他曾試圖把漸行漸遠的美歐關係拉回正軌，但是收穫不大。到了川普時代，一切正常的國際關係與文明秩序都在被顛覆之中。
雙方的價值觀基因發生變異
如果把歐美當前的分裂都歸咎於川普個人的任性胡攪，那當然是錯誤的。那位亂噴亂吐槽、攻擊歐洲不遺餘力的白宮主人，只是暴露出美國的一種病態症狀，而不是其深層根源。川普的出現，只是拉寬加深了歐美之間的鴻溝而已。
歐美必定分道揚鑣的原因很多，例如，雙方有不同的地緣戰略重點、不同的經濟利益等。但其根本原因卻是，雙方在價值觀上的差異增大。
人們往往以為歐美有「共同的價值觀」，英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對此不以為然。早在2005年，朱特在《歐洲vs美國》一文中指出：
美國的價值觀可能和歐洲以外的另一些地方有意外的重合。美國保守派頑固的宗教虔誠，對進步意見的恐懼，對國外世界的陌生，對武力解決問題的執著都和獨裁國家別無二致。從聯合國禁止地雷和生化武器使用的決議，到兒童權利公約，美國都站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對面，與俄羅斯、古巴、伊朗和巴基斯坦等之流為伍。
朱特描繪的那個由宗教保守派操控並崇尚武力的美國，與世俗人文主義的歐洲展現了明顯的基因差異。這是由於二戰後，老歐洲從黑暗血腥的深淵中復蘇，斷然拋棄了沙文主義和權威主義，鳳凰涅槃式地完成了道德上的自我重建。在這七十年間，老歐洲建設了良善國家，並為杜絕戰爭邁向今日歐盟，還構築了以平等合作、團結協商為特點的歐洲新秩序。在美國對伊拉克作戰時，歐洲民間自發的規模浩大的反戰運動，向世界展現了新歐洲的和平價值觀。
與此同時，美國人的價值觀基因也在發生變化。美國猶太裔著名社會學家洪倫德（Paul Hollander）是美國右翼保守主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他在《唐納德·川普，人性，和對尊重的癡狂》一文中試圖解釋川普現象。他認為，川普的出現與美國社會和美國選民有關，反映的是一個普世人性的問題，即美國人的人性弱點。美國和歐洲在精神上分道揚鑣的原因就在於此：
儘管美國有深厚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憲政的傳統，但美國人沒有歐洲人那樣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對戰爭的苦難缺少切膚之痛，因此，他們對國家主義、狹隘民族主義以及專制主義缺少免疫力。
在當今歐洲眼裡，其價值觀基因發生變異的美國變得陌生而不可理喻，它越發驕橫跋扈，迷信自己的強大力量而專斷獨行。雖然美國仍然想要主導世界，但它只想讓世界聽命於他的指揮棒，只願按照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來建構國際體系，對長期支持它的老盟友不屑一顧。當年伊拉克戰爭的後果就展示了美國單邊主義的危險性，今天美國的單邊主義策略與孤立主義傾向更為嚴重，對歐洲的利益和原則形成更大的威脅。
哀鴻遍地後「兩個西方」分立
被擅長破壞的川普扇了一記又一記耳光，哀鴻遍野之後，曾拼命向美國陪笑臉搖橄欖枝的歐洲，終於明白過來了：幾十年前的那個在國際上支持正義、投身人道主義事業、並促進世界共同利益的美國已遙遙遠去。從伊戰到伊核協議，美國一脈相承的單邊主義，宣告大西洋聯盟已經破裂。對一個信奉強權與國家主義的惡霸，無論怎樣的懇求與陳情都無濟於事。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歐盟與各方面努力多年簽訂的伊核協議被美國撕毀。在這個事件上，美國幾乎是重蹈前轍，其錯誤與2003年的伊戰相似。例如，都是無依據地誤判形勢，違背協議蔑視規則，繞過聯合國單方面行使權力，拒絕歐洲「通過接觸達到轉變」的原則，毫不顧及自己給他國造成的危險後果。在歐洲看來，這是對中東和平的破壞，也是對歐洲的傷害，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面臨根本走向上的分水嶺，歐洲不能不正視自己與美國關係的前途。5月1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向馬克龍頒發勳章時表示：「指望依靠美國保護我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歐洲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5月17日，歐盟28國在保加利亞索非亞舉行峰會，確定了歐盟的立場，對美國任性妄為的單邊主義作出了戰略性的回答：歐盟各國將在任何場合，在關稅與伊朗問題上，都團結一致捍衛歐盟，同仇敵愾地與川普蠻幹的做法抗爭到底。
至此，被歐洲學者議論了多年的「兩個西方」：一個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一個是歐盟為代表的「西方」，已經正式擺出分庭抗禮的陣式。
當川普執政的那個美國迷戀陶醉於自己的強大，倨傲地強調「美國優先」，宣稱退出多個國際協議並背棄盟友時，他們不知道，美國之所以能在二戰後保持世界領袖的優越地位，美元得以長期堅挺，這都是由於美國廣泛參與了「世界治理」，獲得了各國的擁護支持。如今他們卻要放棄自己當初所創建的一切。這樣的愚蠢，不會是沒有代價的。
另一個更為良善公正的西方——歐洲，將為維護國際間「基於規則的秩序」付出最大的努力。至今已有六十年歷史的歐洲，或許在硬實力上不如美國，但其價值追求和道義感召力是一種不可輕視的軟實力。
當德、英、法三國正當盛年的領導人，友愛地並肩走在保加利亞會議的春風裡，我不禁感謝起川普來了。是他的無理威逼，召喚出一個珍視合作與和平、維護人類共同利益，充滿獨立自信而又能引領世界的新歐洲。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BBC中文網，本文是未經BBC刪減的原文全文，刊於《美國華人》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