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時代還在轉型,哲人已然離去─側寫張灝

2022-07-23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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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求學時,花過很多功夫研究梁啟超,張灝的《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轉型》是我常常參考的枕邊書。這本書讓我對現代文學和思想的興趣繼續清末推移,意識到戊戌甚至比五四更具轉折意義,後來我的碩士論文就寫梁啟超在澳門辦的《知新報》——當時這是一個相當冷門的題目。而《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更是一本對我的思想觀念帶來極大震撼的著作——此前,我推崇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稍稍偏左,對人性和民主制度持過於樂觀判斷;讀了此書之後,我意識到人性幽暗的一面,因為人性中的「幽暗意識」,使得民主並非一種完美無缺的制度,如邱吉爾所說,僅僅是「最不壞」的制度。由此,我由積極自由的支持者轉而認同消極自由,也開始對基督信仰與民主憲政之關係有了興趣。後來,我才知道,廖融融女士是基督徒,與倪柝聲的地方教會系統頗有淵源,張灝先生雖然不是基督徒,卻經常跟我們討論基督信仰,對基督教和基督徒持正面評價,認為中國的民主轉型,離不開基督教價值的浸潤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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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與張灝先生多次談話,我整理成一篇兩萬多字的訪談錄〈以「幽暗意識」透視中國百年激進思潮〉。張灝在這篇訪談中說,「幽暗意識」的起源是受到基督教人性觀的啟發。基督教的人性觀,讓人看到自己的罪性,看到自己的局限性,從而杜絕人的自我膨脹、自我神話,從而持守低調的民主觀。這正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思想時所忽略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指出,五四的負面遺產主要有三個方面:科學主義、全盤反傳統主義、高調民主和烏托邦思想,這三者結晶成一條五四的紅線。他強調,從五四開始反思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是不夠的,需要上溯到晚晴,從戊戌那一代人開始,他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一書中以譚嗣同為例做了透徹的反省。他啟發我將對中國現代史的思考倒推到清末,如此才能對中國晚近一百多年的激進主義做透徹而全面的反思。張灝的反思,已經遠遠超越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後來,我將這篇訪談收入《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一書,張灝先生為此書寫了一篇長篇序言——與余英時先生一樣,他一字一句手寫文稿,一絲不苟卻一氣呵成。他在這篇題為<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的序言中寫道:「余杰是一位知識分子,應該說是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後者,他對時代有強烈的關懷與責任感。他要針對時代的問題說話,他是以這些問題為基點去回顧與檢討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因此,他很明白地說,他的歷史研究不是發自歷史的好奇心,關在象牙塔里做的,而是發自他所謂的『現實關懷』,希望能與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的『先哲』對話,從他們的思想吸取教訓,從而認識知識分子對當今的時代問題,應采取的立場,以及應該走的道路。」《彷徨英雄路》是我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本學術論文集,這本書出版後,我的主要精力聚焦於政治評論,因為中國的現實政治越發黑暗殘暴,我不得不發聲,故而放下學術研究(實際上不具備學術研究的心態和條件)——偌大的中國,哪裡能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如此,多少辜負了張灝先生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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