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爭論美日等大國究竟是認知一個中國，還是承認一個中國，這只是很無趣的文字辯論，其實雙方國家的共識，就是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只有北京政府能夠代表中國，故這些斷交國在聲明當中，所使用的多為轉移外交承認，而不只是斷交這麼簡單的說法，若沒有弄清楚這個外交意義上的差別，大家就會把斷交問題看得沒有那麼嚴重，這也是為何會出現有人認為斷交無所謂，或者放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可能更有出路等等的看法，都是因為沒有看到其中一個中國的框架使然。
也就是說，即使甩掉中華民國體制，以台灣之名建立新的獨立國家，也不太可能保障台灣有美好光明的未來。台灣在說服國際社會接納這位新成員之前，很大的可能，先要接受北京的軍事與政治壓力的試煉，因為實行台獨就碰觸到北京所無法容忍的範圍了，這時連最基本的生存，都可能無法獲得保障。
蔣中正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在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會籍案，都已經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準備退出聯合國，所幸當年在與美國甘迺迪政府幾個月的交涉之下，解決了這個問題，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美國不支持北京進入聯合國，但台北也不要對外蒙入會案表達反對，在這個條件交換下，度過了一場危機。
到了1964年，蔣中正又碰到法國戴高樂總統決定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大難題，這依然牽涉到中華民國對一個中國路線的堅持。
根據國務院公開檔案，1964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Rusk）與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廷黻會面，兩人討論到法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魯斯克對蔣廷黻表示，美國沒有兩個中國的態度，美國理解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兩個中國意涵的關切，國府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站穩立場，不要立刻對法國採行報復。國府如果堅定不動，北京方面也許會無法忍受，很有可能法國與中共都在賭，刺激台北與法國切斷外交關係。美國建議國府現在不要有所決定，讓中共面臨最大的考驗。
1964年1月29日，美國駐華大使賴特（Wright）與蔣中正會談了兩小時半，在這場會談中，蔣中正依舊提到對於一個中國的堅持，根據賴特的記述，蔣中正的說法是，他必須找到某些方法，讓他的同胞能夠再度確信，他絕對不會容許兩個中國的情況。只要沒有兩個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大陸，軍隊與人民才能保持高度的士氣。
1964年3月2日，兩蔣的好友中情局副局長克萊恩（Cline）寫給中情局長馬孔（McCone）的備忘錄，說明克萊恩訪問台灣的情況。克萊恩2月銜命到台北，說服蔣中正延後兩星期與法國斷交，迫使北京與法國表明法國必須放棄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支持，這是與北京建立關係的代價。這種方式對美國是有利的，因為許多國家會認為在兩個中國情況下，就有辦法與北京建立關係。很少國家追隨法國的腳步，因為他們發現，任何國家承認北京，就必須承認北京接管台灣與台灣的12萬人民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