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失敗者回憶錄167：論政生涯進入下半場，想起倪匡
我的論政生涯大約可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上半場是從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到1998年《九十年代》結束。我和雜誌的關注點主要在海峽兩岸，儘管後十多年關注香港前途，但讀者、作者及影響力以兩岸為主。對中國大陸的報導和認識，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大陸局勢使我和讀者、作者有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並因此成為獨立的媒體。有大陸朋友認為，在四人幫事件後，雜誌對大陸局勢有正面影響，但我認為這影響無法動搖專權體制的絲毫。對台灣，我們雜誌則順應台灣黨外的潮流，發揮了「外轉內」推動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些作用。
在香港，作為「反回歸」派的主張，雖據理力爭，卻無力回天。九七主權轉移後開頭一年，發現沒有想像中那麼糟。於是，在傳媒環境改變下，雜誌休刊。上半場劃上了句號。
我放下沉重的編務，移民加拿大，遠距離為《蘋果日報》寫評論專欄。我的關切離不開香港。2003年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後，我又回香港長住了。
這就開始了我下半場的寫作生涯。除了《蘋果》的議政專欄外，我還在《經濟日報》副刊寫不涉政治的專欄，在香港電台開始了每週五天的「一分鐘閱讀」節目。後來在《蘋果》副刊也寫過每週四天的專欄，偶爾還客串寫社論。到2005年，黎智英邀我擔任論壇版主編。這以後，我為《蘋果》固定寫社論，後來寫「世道人生」專欄，深度介入了主流媒體對香港的政治論述中。
這論政生涯的下半場，我廣泛閱讀，挑戰性的思考不斷襲來。對於已屆退休年齡的我來說，並不平靜。我不斷產生思想上的反省和糾結，在耄耋之年受到香港年輕人的精神召喚，對逐漸沉淪的香港越發有難捨難離的感情。
在香港主權轉移二十年的過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運思潮的「愛國民主派」的興起與衰落；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膨脹和對香港的侵凌；年輕本土派的崛起，他們與傳統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對立；香港傳媒、政界以至整個社會從文明到「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淪落……。這段變化之速、之惡劣、之深刻，給我的教訓、對我人生的影響，比上半場論政時代更甚。我寫下的文章，留下的政論結集，自認為比上半場有價值，甚至不謙卑地、冒大不韙地說，我的寫作對香港年輕一代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哀傷之餘，我不禁想到在中英談判期間，倪匡是和我一樣，公開表示反對九七轉移主權的寫作人。我們的想法反映社會上的多數，卻是公開表達這意見的少數。2019年他曾跟我說，如果當年香港有100萬人遊行反對主權轉移，英國一定不會同意讓出香港主權。只可惜當時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沒有這種自主性。前兩天台灣作家顏擇雅問我，英國或會猶豫，但中國呢？也會因為香港有100萬人上街而不「收回主權」嗎？我的回答是，倘若在簽署聯合聲明之前，那真的有這種可能。因為中國那時候確實需要香港去吸收外資、與國際聯繫，做金融轉換和進口高科技產品等等。
中國不是很要面子嗎？我說，對中國來說，實利比面子重要。面子可以用不同說法去掩飾。比如2005年與俄國簽訂條約，承認清朝割讓和俄國後來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國可以說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台灣、香港、釣魚台等就說「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什麼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什麼是「自古以來的領土」，都視政治實力與現實利益而提出不同說辭。
當然，這是指中英還沒有達成協議之前。簽署了聲明，香港就成了囊中物，不會再交出來了。前幾篇文章引用過邵善波的話是：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還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後不管香港事務，就根本不可能。
100萬人遊行也許可以使北京重新考慮要不要收回，但收回後則不管你多少萬人上街，北京都會認為這是挑戰它的權力，不僅不會退讓，而且還會視為敵對勢力而加碼嚴控。
之前又提過我們的作者朋友王正方，在1987年他提出關於中國的「王氏定律」，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加政治自由等於一個常數。即如果經濟出問題了，政治上就會讓人民多講點話，也就是自由多一些；若經濟強了，就會壓抑人民的自由。二者相加，永遠是一個常數。這說法，與西方一些人認為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政治民主的想法相反。
香港九七後無論是法輪功「天滅中共」的街頭宣傳、媒體對中共暴政的揭發、2003年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中共都啞忍。二十三條立法被迫收回，除了香港的親中人士或大陸的所謂法律專家，中共真正掌大權的如江澤民、曾慶紅等都沒有表示意見，甚至還釋出對「不同意見」者的善意。這就是「王氏定律」在中共經濟亟需香港時的運用。
但對表達自由的容忍不表示可以在體制上削弱中共管控香港的權力。也就是說，即使出於經濟的需要，也絕對不會在政治體制上向人民放權。魏京生被捕時，北京西單的民主牆貼滿了批評中共的大字報，但魏京生要求的是政治民主化，要中共向人民讓出權力，這就要抓起來了。董建華不是因為政績和大遊行而下台，是因為他要推政制改革而下台。
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抗共運動基本上由「愛國民主派」主導。但在中共眼中，愛國必須愛黨，而民主派則不論爭取中國民主還是香港民主都是「反黨」。我和倪匡在這方面有共識，但香港民主派大都沒有這種認識。
失敗者回憶錄168：香港文化界的墓碑新誌
連續的不幸消息，雖說生死有命，卻像是意味著文化界不同領域的花果飄零。
倪匡和幾位文化界朋友走了。傷痛中，想到早前陶傑兄曾指我這回憶錄會是香港文化界的集體墓誌銘。若是，那麼這墓碑上也應該刻上那幾個名字吧！
倪匡7月3日離世。前一天是導演及編劇羅啟銳逝世。一週前的6月23日，是舞台劇演員和編導古天農猝逝。兩人終年都是69歲。再早幾天的6月20日，是曾任《信報》總編輯的邱翔鐘在倫敦病逝，終年84歲。較早的3月6日，是前助理廣播處長、《頭條新聞》始創人之一施永遠離世，終年66歲。
連續的不幸消息，雖說生死有命，卻像是意味著文化界不同領域的花果飄零。
最近在1983年的電影《半邊人》（修復版）中見到古天農第一次當電影演員。那是我初認識他時的青澀容貌，當時他還是學生，參加校際戲劇演出。後來他成為香港舞台劇中的標誌性人物。我看過他的劇作《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及《南海十三郎》。
邱翔鐘大半生在英國BBC工作，來香港《信報》任總編輯的時間只有四年。2016年我去英國曾到他家作客。他一直關心香港的狀況。
所有在香港電台電視部工作過的編導或監製，對施永遠都交口稱道。無論是在張敏儀時代的開創性節目，或是在2015年退休前那幾年頂住上級壓力的堅持，施永遠對言論自由的維護都功不可沒。
網上談倪匡的人很多。在眾多引述他生前談話的視頻中，被分享最多的是六四後他在電視節目「今夜不設防」的談話。他以非常焦慮的語氣講到離九七還有2944天，日子會過很快，為了避免慘劇發生，他認為香港人應該立即去南美洲買一個島，大量人口遷徙過去。黃霑顯然不認同，他提出留在香港的人該如何自處。倪匡說，如果留在香港繼續爭取自由民主，是很危險的。北京學運從頭到尾，沒有叫過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只說要自由，要民主，反貪污，反官倒，這樣都被指為反革命暴亂，那香港百萬人遊行，還不是反革命行為？
他還說，中國地方大，資訊封閉，人民順從。翻查人類歷史，一個地方的民主自由，從來不是靠遊行、請願可以得到的，只有靠革命才可以改變。清朝那麼腐敗，軍力薄弱，孫中山也要靠革命，而且失敗了不知多少次才成功。相對來說，中共的組織力和暴力機器強大多了。
大約基於對中共極權統治的認識，他「買一個島」的設想又得不到響應，於是他在1992年移民美國去了。在那裡15年，到2007年才搬回香港。他說是太太不習慣在美國的生活。而我相信是因為香港儘管政治、社會在倒退，但司法獨立維持，市民仍有法律權利的保障。在香港過日子，仍然安心和較能適應。
我們有時在飯局碰頭。他有一段時間在《蘋果》副刊寫稿，文章依然生動，且一貫地反共，後來他擱筆了，說自己一生寫作的配額已經用完。
後來聽說他身體不好，走路不太方便，他太太也患了腦退化症。我們最後一次茶敘是2018年四月在他家附近茶樓，黃毓民作東邀約，同席還有陶傑和蘇賡哲。大家難得見面，於是東南西北，無所不談。
倪匡腦筋靈敏，妙語如珠。他說，中共有些提法很奇怪。比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究竟指復興到甚麼時代？因為「復」就是「回復」「恢復」，是復興到唐、宋呢，還是復興到國民黨時代？
他又說，「中國夢」的說法也很奇怪。因為「夢」通常是形容現實做不到的事，「做夢去吧」「做什麼白日夢」，做夢的意思就是不會實現。我說，這可能是偷取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的演詞而來。不過，金的演詞是作為受壓迫的族群，向掌權者爭取黑人人權，意思是：這本來是憲法賦予的權利，現在變成現實不存在的夢想了，由此給主流社會壓力。作為國家領導人叫全民去做夢，確實是很奇怪的事。
倪匡提到「國歌法」，他說中國現在的國歌，是抗日歌曲，歌詞內容跟現在大陸主旋律的宣傳，完全相反。叫人不要做奴隸，但現在要人民七不講，不得「妄議中央」，不就是要做奴隸？而習近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怎麼會是國歌裡「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呢？叫奴隸們「起來」，不就是要顛覆政權嗎？
最後一次見倪匡，是2019年8月。那時一個還在念中學的倪匡粉絲，求我找倪匡在他的書上簽名。我帶她去了。倪匡見到年輕人很開心，說他支持年輕人的所有行動。他重複過去說過的話：「人類之所以有進步，是因為下一代不聽上一代的話。年輕人不要聽『老頭』的話，『老頭』的話不用理，你要去找尋自己的想法。」
那時正是反送中熱潮。「當年若有100萬人上街，英國就不會輕易放棄香港」這段話，就是那時候他跟我說的。
我跟羅啟銳不算很熟。但我欣賞他和他的妻子導演張婉婷的電影作品，尤其是《秋天的童話》和《歲月神偷》。《秋天的童話》（台灣片名是《流氓大亨》）講香港人在外國相濡以沫的故事，在三十多年後大量香港人移居國外的今天，特別值得玩味。
2010年的《歲月神偷》講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底層故事。殖民地時代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也可以說是「偷得浮生」的「偷來的歲月」。那時香港人勇於面對困難的精神，左鄰右舍如一家人的社會風貌，人與人相互包容的溫馨情懷。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香港人有了自己的身份認同，也產生了所謂香港精神。什麼是香港精神？它就是在法治自由的保障下，立足香港，不怕困難、不求掌權者恩賜而自立自強的精神。
電影取景在一條老街。而隨著城市發展，這條老街也面臨所有老房子都要拆卸重建的命運。許多香港人懷念舊物，呼籲政府保留一些舊區，毋寧說是懷念那個時代的香港精神。影片既反映、也引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
在香港文化界的墓誌銘中，記下抗共意識與本土意識的合流。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