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時尚的第六區，大屠殺的歷史就雋刻在人行道上。在猶太人曾經居住、工作的建築物前，他們一度必須徒手搓洗的人行道上安置著小小的銅製方形紀念碑，上面記載著人名、驅逐日期，以及他們的葬身之地。
在成年人的心目中，這些文字連結著現在與過去。
孩子的觀點則迥然不同。孩子的認知從事物開始。
有一位住在維也納第六區的小男孩日復一日地觀察一群工人在對街沿著一棟又一棟的建築物工作。他看著他們像是在修理管線或舖設電纜把人行道掘開來。有天早晨，在等待開往幼稚園的公車時，他看著這些對街的人剷起、舖平還冒著煙的黑色瀝青。謎樣的紀念碑在戴著手套的手中，映照出一縷蒼白的陽光。
「他們在做什麼，爸爸？」男孩的父親默不作聲，逕自望向街道那端等待公車。他猶豫著，啟口回答：「他們在建……」欲言又止，難以啟齒。然後公車來了，阻斷了他們的視線，在一絲汽油味中，車門開啟，開往又一個平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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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年前，一九三八年三月，維也納的大街小巷中四處可見猶太人在清理著人行道上的「奧地利」字樣，一個隨著希特勒的大軍壓境而不復存在的國家就於焉遭到抹除。今天，就在同一條的人行道上，猶太人的名字控訴著已復國的奧地利。奧國如同歐洲全體一般，仍然不知道如何評價自己的過去。
維也納的猶太人為何蒙受迫害，一如奧地利被從世界地圖中抹除？為何在奧地利的反猶情緒昭然若揭之時，猶太人卻被送到一千公里以外的白俄羅斯才慘遭謀害？在一城（一國，乃至一整個大陸）安身立命的人民的歷史又是如何以暴力作收？為何陌生人要彼此殺害？鄰居又為何彼此殺戮？
在維也納以及中、西歐的諸多大城，猶太人是都市生活中頭角崢嶸的一群。在維也納以北、以南、以東的土地上，為數眾多的猶太人已定居逾五個世紀。然後，就在短短五年之內，逾五百萬猶太人橫遭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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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直覺往往會擺我們一道。我們想當然爾地將大屠殺與納粹意識形態聯想在一塊，但卻忘了許多兇手並非納粹人士。雖然幾乎所有命喪大屠殺的猶太人都居住在德國境外，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卻仍是德國的猶太人。提到大屠殺時，我們總想起集中營，儘管被殺害的猶太人中只有相對少數曾經見過集中營。儘管只有在國家體制被破壞的情況下殺戮才可能發生，我們卻仍將過錯怪到國家（state）的頭上。我們歸咎於科學，但反而因此為希特勒世界觀中一個重要元素背書。我們將過錯怪到民族（nation）的頭上，卻因此沈浸在納粹黨人使用的簡化觀點中。
我們認同猶太人受害者，無可厚非，但卻常常將同情與理解混為一談。維也納第六區的紀念碑宣稱是「為了未來而記憶」（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殺業已成往事的此際，難道我們應該深信一個看得見的未來正等著我們？我們與被遺忘的犯罪者和被紀念著的受難者共享著同一個世界，而我們的誤區卻並非無辜的過失。我們的星球現在正改變著，正重新喚醒希特勒時代為人所熟知的恐懼，而希特勒當時也不過是對此做出回應而已。大屠殺的歷史尚未結束。其開啟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們尚未記取教訓。
能對於歐洲猶太人大屠殺具有啟示的說明必須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說明，因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態學式的（ecological），他將猶太人視為自然界的創口。這一段歷史必須是殖民的（colonial）歷史，因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猶太人居住的鄰國土地上發動一場場滅種戰爭（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歷史，因為德國人和其他被謀殺的猶太人並非身處德國，而是身在其他國家。它必須是按照時間順序的（chronological）歷史，因為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歷史，繼之而來的是征服奧地利、捷克和波蘭，以及重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須是政治的（political）歷史，因為德國毀滅鄰邦（尤其是在蘇聯德佔區）創造了一些發明出毀滅手段的地帶。它必須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歷史，提供納粹觀點以外的觀點，徵引發生殺戮的地區內外不同群體的資料，不論是猶太人抑或非猶太人的資料。這不僅關乎正義，也關乎理解。而這種理解也必須是人性的理解，將求生的意志以及謀害的企圖都記載下來，描述謀求活路的猶太人以及那些少數試著幫助他們的非猶太人，接受每個個人與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難以化約的複雜性。
一段大屠殺的歷史必須是當代史，使我們得以體驗希特勒時代所遺留在我們的心中與我們的生活中的面向。希特勒的世界觀本身並不足以導致大屠殺，但隱藏於其中一以貫之的思想卻生產出了某種新的毀滅性的政治型態，也生產出關於人類執行大規模屠殺的能力範圍的相關知識。意識形態與情境要像一九四一年這樣縝密結合的條件已不復見，但是類似的事件卻仍可能再度發生。因此，要了解我們自身，也必須了解過去。大屠殺不僅僅是歷史，也是警示。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同時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外交關係理事會暨良知委員會的成員、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中心的常駐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陳柏旭譯，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