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說一千遍就變成事實的例證。當時中共的外匯儲備只有1,400億美元，同香港差不多，怎可能由中國幫忙？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說，整件事由香港官員操作，事後才告知中共。在2000年時，美國總統克林頓還交待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訪香港時，要考察香港這個成功例子。
二是2003年大遊行後三位司局官員的辭職，我沒有講清楚三人辭職的不同原因。其中只有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力推二十三條立法時，理據欠奉並多次表現對反對意見的輕蔑，因而辭職。另二人的辭職卻並非犯了大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於2003年被揭發他在宣布加增汽車稅前，購入一輛自用房車，卻沒有申報。衛生福利局長楊永強則因為他在香港沙士個案上升時，仍然公開表示「香港無肺炎爆發」，沒有引起社會警惕。二人過失若與日後一些高官的大錯和傲慢相比，真不算什麼。他們是在董政權低民望下過失被放大而受到輿論抨擊。
我同梁錦松很熟，他在香港大學讀書時我們就認識，而且一直有來往。《蘋果日報》揭發他「偷步買車」前，曾經先通知他的新聞官，希望得到他的回應才公開此事。但他的新聞官沒有告訴他，等了兩天《蘋果》才揭發出來成為醜聞。他後來對我說，他放棄千萬年薪的銀行高職，去政府做官，怎麼會貪一點點稅金呢？但他說，問題不是他自己有沒有這種貪念，而是社會公眾認為他有，失去公信力，所以要辭職。
也許那個時代的高官，還有責任感和羞恥心。以後，就每下愈況。誠如清末民初的啟蒙思想家嚴復所說：「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香港在主權轉移之後，就一直受「華風」吹襲也。
第三件事，就是我前文講到董建華辭職的真正原因。有網友就說，倘若我所說屬實，那他就錯怪老董了。
我想補充的是，他沒有錯怪老董。我在回憶錄所寫的，都是我當時的觀察和分析，沒有想為誰申辯。包括董，和上面提到的梁錦松。我在接下來的回憶文章中，講到香港民主運動時，也不會因為許多民主派人士是我的朋友，因為他們後來被捕的不幸遭遇，而隱瞞我當時對他們言行的評判，不管他們是對或錯。
董建華當時何以會不顧中共的提點，而一意孤行想開展對選舉制度的諮詢呢？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之外，還同當時中國與香港的形勢有關。
2000年美國取消每年檢討一次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接納中國為成員國。這才為中國經濟起飛創造條件。這時中國想依靠廉價勞工和土地資源，吸引外資進入，卻缺乏國際聯繫。外資的進入有百分之七、八十靠香港，出口也有相當大部分通過港商而得到稅務優惠，高科技產品也要依靠香港引進。保持香港一國兩制，盡量不讓西方國家質疑，是當時中國的利益所在。就大陸個人權貴來說，也是他們的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