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關係之所以「特殊」，關鍵不在於雙方沒有摩擦，而在於戰略方向與共同意旨的明確。
第三個負面假定是，安倍是例外而不是常態—後安倍時代的日本，會回到較消極、被動的模式，安倍的個人戰略屬性不會重演。毫無疑問，下文就會談到，安倍如何在風雨飄搖的動盪之機以獨樹一幟的方式領導日本。
他特重歷史與戰略，從二○○六—二○○七年那段失敗的首相任期中汲取教訓，並於六年後重構新政。或許日本得等相當一段時間才能又出現一位像安倍這樣有決斷、有戰略眼光的領導人。安倍卸任後，日本民眾顯然對他寫下的轉型政績讚譽有加—《朝日新聞》的一項民調發現，百分之七十一的日本人贊同安倍政績，其中大多數人認為他在外交事務與國防上的表現尤其可圈可點。
根據洛伊研究所發表的二○一八年亞洲實力指數(Asia Power Index)，安倍是整個亞洲地區最有效率的領導人。
事實上，安倍的卸任讓許多人憂心忡忡，不知道日本會不會像一九八○年代的中曾根康弘與二○○○年代的小泉純一郎等強人領袖卸任後一樣，重演短命首相交替上台的鬧劇。
但安倍治理下強化了的戰略軌跡不太可能迅速改變。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於，導致安倍大戰略的元過程是歷經十餘年才成形的產物。安倍沒有發明組成這項戰略的一切環節，他只是將它們拼湊在一起。如下文所述，像安倍一樣，安倍的前任、民主黨籍首相野田佳彥也曾試圖對日本國防與貿易政策進行同樣改革，但之後由於民主黨民意崩盤，以及聯合政府內鬨而難有作為。菅義偉在二○二○年繼安倍出任首相時，保證將繼續安倍的國安政策，而自民黨內有意取代菅義偉的對手也一致強調應該與中國競爭，沒有一個人提出替代戰略方案。當安倍卸任時，對安倍的外交政策觀點批判最大力的人是「立憲民主黨」(CDP)黨魁枝野幸男。枝野主張採取較為鴿派的外交政策，但立憲民主黨在二○二○年選舉中僅僅獲得百分之十五選票，在國會眾議院四百六十五個席位中僅拿下一○九席。
不僅如此，枝野與其他黨領導人還向我強調，枝野的立憲民主黨不會在對抗中國霸權野心這類核心戰略議題上挑戰安倍或菅義偉。同樣重要的是，由於安倍在二○一二｜二○二○年間推動的國家安全官僚架構改革，首相享有新的國安權威，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的官僚體系也更加一體化。有意角逐首相的人沒有一個表示願意放棄這些首相級的戰略決策新工具。
當然，如果日本的外在環境劇變，現有戰略架構也會隨之改變。我們會在本書結尾討論一些這類黑天鵝事態。我們還會針對角逐日本領導權的重量級人士進行檢討，以說明未來可能出現的一些變數。不過，除非爆發外來驚天巨變，無論是誰出來領導日本，都不大可能像安倍這樣提出一項讓日本如此改頭換面的大戰略。不僅在他任期內，在整個安倍晉三時代，這項大戰略都將是日本的國安準則。
＊作者麥可・葛林（Michael J. Green），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政策研究院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Edmund A. Walsh）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任、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主持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非常駐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曾於美國國防部擔任亞太事務顧問（1997-2000）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亞洲事務主任及高級主任（2001-2005年）。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特別收錄「台灣如何回應」∕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