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洛伊研究所這類組織將日本譽為亞洲自由秩序新領袖，川普與拜登政府也都採納了日本的關鍵性戰略做法，日本成功研擬、執行重大戰略的真正能力仍有一些令人疑慮之處。
反面論點的思考
一整代專精歐洲或中東事務的美國外交政策領導人，仍將日本視為美國戰略附屬品，而不是一個自成一格、逐漸嶄露頭角的思想領袖。當我告訴美國外交政策領導人或國會議員，對近年來美國的中國戰略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首推日本時，他們一開始都有些不以為然—不過在經過一番反思之後，一般都會同意我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於安倍辭職後出版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二○二○年十一／十二月號，刊出一篇有關日本的社評，名為〈低估了的強國〉(The Underappreciated Power)，社評作者、布魯金斯(Brookings)研究員米雷雅．索利斯(Mireya Solís)又一次提醒讀者，何以日本能一方面對全球對華政策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同時還能在印太地區維持一種開放的自由秩序。
三個有關日本能力與影響力的負面假定，對日本特具殺傷力。它們雖不能損及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安倍轉變了日本戰略—但有助於詮釋日本面對的一些限制，也因此值得我們加以考慮。第一個負面假定是，日本面對太多內在衍生的結構性挑戰，無暇塑造外在安全環境。一度號稱飛馳中的經濟機器、即將超越美國的日本，如今人口漸減、商業文化過於保守，已經淪為許多人口中的跛足巨人。由於七十五歲以上老人將於二○二○至二○四○年間增加百分之二十，日本面臨嚴峻的人口挑戰已是不爭之實。
不過，就像二十世紀八○與九○年代高估日本國力一樣，近年來人們對日本的低估也同樣不準確。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因為不能只依靠經濟成長提升國家影響力，才不得不考慮運用其他過去遭到忽略的國力工具，包括軍隊、婦女授權、軟實力、貿易談判、與外在聯盟和夥伴關係等。
或許之後日本還會考慮移民等等其他國力來源。確實也是如此：如果經濟力量是國家戰略影響力的唯一評估指標，美國經濟產值的全球占有率在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間從百分之五十跌到百分之二十五，但世界首要強國的地位卻仍然屹立不搖；英國的全球經濟產值占有率從未超越百分之十(日本目前的占有率約為百分之七)，但能稱霸全球百餘年，豈不令人費解？簡言之，答案在於國策戰略。但無論怎麼說，就算日本技巧高超、能夠以小圖大，它的戰略仍然受限於相對國力消長情勢時不我與的現實。
因相對國力不足，而迫使選項必須更聰明的事實，催生了第二個負面假定—日本或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是否有能力推動「大戰略」。大多數學者認定，紀律、秘密、與堅持不懈地追求國家目標，是遂行大戰略的必要途徑。但誠如我在我那本美國亞洲戰略史《超越天意》(By More than Providence)中所說，制衡、爭議、與透明是民主治理三大要件，而這三大要件又都對大戰略的遂行構成制約。
拜戰後反戰綏靖主義文化之賜—幾十年來，日本政界與學界人士對「戰略」一詞避之惟恐不及，認為它軍國主義色彩過重—日本的故事尤其複雜。多年來，日本學者也注意到，日本戰前與戰後出現的官僚風氣，能讓國家決策方向因繁文縟節與派系鬥爭而模糊不清。
冷戰期間，國務卿喬治．舒茲(George Shultz)就曾發牢騷說，與日本打交道，你的「大戰略很快就會變成果醬」。
美國學者雖說見到日本戰略在冷戰過後逐漸具有競爭性，但他們一般強調的是經濟戰略或「技術國家主義」，主要目標在於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不過，當日本經濟奇蹟於一九九○年代碰壁時，這派觀點逐漸失勢。
就在這個時空背景下，我提出日本的《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Japan’s Reluctant Realism，二○○一年)，認為包裹在嚴密的戰後綏靖主義與民主爭議下的日本，仍是一個對國際系統權力、等級、與威望高度敏感的民族國家，也因此，為因應對中國權力均勢的變化，日本能有更主動的外交政策。
就某種方式而言，在「戰略」一詞之前加一個「大」字不無誇張之嫌，因為加上一個「大」字的用意，只是表示這項戰略的內容不限軍事手段、全面運用一切國家權力工具而已。毫無疑問，主要民主國不讓非民主國專美，也會因應國際系統結構性變化而採取變化。不過民主國的改變，往往是一種政治學者理查．貝茨(Richard Betts)所謂的「元過程」(metaprocess)：一種「將目標與手段有效聯結—儘管或許談不上高效—的過程」。
二十多年前，這種過程在日本展開，我當時稱它為「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在自民黨與其對手民主黨政府執政期間，「元過程」以不同的方式加速進行。自民與民主兩黨黨內與黨際辯論很重要，戰後反戰聲浪也仍然大舉塑造、侷限了政府選項。
日本不像美國或英國一樣具備全套國家安全工具；現在不具備，短期內也不會具備。不過，針對不斷崛起的中國，日本的主動制衡戰略的全面性走勢已經很明顯。日本的「勉為其難」已經過去。日本的大戰略儘管仍有許多瑕疵，日本內部對於從科技脫鉤到人權等眾多議題也仍然爭議不休，但在印太地區對抗中國霸權野心的民主國陣營中，擁有最明確概念化、最有共識、最能落實大戰略的國家，大概非日本莫屬。當然，美國官員不時也會被日本特有的那套官僚政治與政治作秀搞得灰頭土臉—而且這種感覺往往是交互有之的。就以美國與英國的「特殊夥伴關係」來說，即使在關係最強的時代，美、英兩國之間這類官僚摩擦也層出不窮。
兩國關係之所以「特殊」，關鍵不在於雙方沒有摩擦，而在於戰略方向與共同意旨的明確。
第三個負面假定是，安倍是例外而不是常態—後安倍時代的日本，會回到較消極、被動的模式，安倍的個人戰略屬性不會重演。毫無疑問，下文就會談到，安倍如何在風雨飄搖的動盪之機以獨樹一幟的方式領導日本。
他特重歷史與戰略，從二○○六—二○○七年那段失敗的首相任期中汲取教訓，並於六年後重構新政。或許日本得等相當一段時間才能又出現一位像安倍這樣有決斷、有戰略眼光的領導人。安倍卸任後，日本民眾顯然對他寫下的轉型政績讚譽有加—《朝日新聞》的一項民調發現，百分之七十一的日本人贊同安倍政績，其中大多數人認為他在外交事務與國防上的表現尤其可圈可點。
根據洛伊研究所發表的二○一八年亞洲實力指數(Asia Power Index)，安倍是整個亞洲地區最有效率的領導人。
事實上，安倍的卸任讓許多人憂心忡忡，不知道日本會不會像一九八○年代的中曾根康弘與二○○○年代的小泉純一郎等強人領袖卸任後一樣，重演短命首相交替上台的鬧劇。
但安倍治理下強化了的戰略軌跡不太可能迅速改變。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於，導致安倍大戰略的元過程是歷經十餘年才成形的產物。安倍沒有發明組成這項戰略的一切環節，他只是將它們拼湊在一起。如下文所述，像安倍一樣，安倍的前任、民主黨籍首相野田佳彥也曾試圖對日本國防與貿易政策進行同樣改革，但之後由於民主黨民意崩盤，以及聯合政府內鬨而難有作為。菅義偉在二○二○年繼安倍出任首相時，保證將繼續安倍的國安政策，而自民黨內有意取代菅義偉的對手也一致強調應該與中國競爭，沒有一個人提出替代戰略方案。當安倍卸任時，對安倍的外交政策觀點批判最大力的人是「立憲民主黨」(CDP)黨魁枝野幸男。枝野主張採取較為鴿派的外交政策，但立憲民主黨在二○二○年選舉中僅僅獲得百分之十五選票，在國會眾議院四百六十五個席位中僅拿下一○九席。
不僅如此，枝野與其他黨領導人還向我強調，枝野的立憲民主黨不會在對抗中國霸權野心這類核心戰略議題上挑戰安倍或菅義偉。同樣重要的是，由於安倍在二○一二｜二○二○年間推動的國家安全官僚架構改革，首相享有新的國安權威，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的官僚體系也更加一體化。有意角逐首相的人沒有一個表示願意放棄這些首相級的戰略決策新工具。
當然，如果日本的外在環境劇變，現有戰略架構也會隨之改變。我們會在本書結尾討論一些這類黑天鵝事態。我們還會針對角逐日本領導權的重量級人士進行檢討，以說明未來可能出現的一些變數。不過，除非爆發外來驚天巨變，無論是誰出來領導日本，都不大可能像安倍這樣提出一項讓日本如此改頭換面的大戰略。不僅在他任期內，在整個安倍晉三時代，這項大戰略都將是日本的國安準則。
＊作者麥可・葛林（Michael J. Green），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政策研究院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Edmund A. Walsh）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任、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主持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非常駐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曾於美國國防部擔任亞太事務顧問（1997-2000）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亞洲事務主任及高級主任（2001-2005年）。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特別收錄「台灣如何回應」∕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