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項外在均勢戰略相輔相成的，是一項內在均勢戰略。儘管安倍僅將日本國防預算做了極小幅調漲，但他的成績主要表現在質、而不是量的均勢上。也就是說，他的努力重點在於組織性改革與內部整合，使日本能運用有限資源、發揮最大衝擊。安倍組建了日本戰後第一個全功能國家安全體制。這包括建立新的美式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譯按：即「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以及正式的《安保法》(又稱「日本和平安全法制」)；提升首相辦公室的人事與決策指導權；授權軍隊與海上保安廳參與決策過程與行動實施；強化各軍種與海上保安廳間的協同作業能力；統一情報分析與情資安全。為振興日本疲弱的經濟，他針對表現不佳的區塊進行改革(特別是觀光業，在他任內，產值增加了三倍)；改革股市報酬(修改指數以更佳反映股市報酬)；並且鼓勵婦女參與經濟(在安倍任內，日本婦女的經濟參與度超越美國)。
當然，他的改革整體成果並非都很成功。日本與緊鄰韓國的關係惡化，與俄國的交往也陷於困境，在安倍的外在均勢戰略上留下危險的漏洞。在容易改革的市場區塊，他的「安倍經濟學」雖說成果可圈可點，但他的經濟政策帶來的成長主要來自金融寬鬆與刺激方案。若沒有更深入、以市場為基礎的結構性改革，這些做法很難發揮長治久安的高經濟成效。有鑑於二○二○年的國防開支仍不到國民生產毛額(GDP)百分之一，日本實現戰略規劃與聯合軍事行動新目標的資金仍未充分到位。
無論如何，當美國才剛就與中國競爭的長程戰略展開辯論時，日本已經有了自己的戰略。早在川普政府於二○一七年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強調與中國戰略競爭的四年以前，日本已經在二○一三年發表了日本國家安全戰略，說明與中國競爭的全面做法。
日後分別成為拜登總統國安顧問與首席印太事務協調官的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與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曾於二○一九年提出批判，說川普的做法過於「零和」，主張美國必須對中國找出一項「競爭而不惹禍」的戰略，但當時日本已經在實施一項這樣的戰略。
誠如外交政策學者哈爾．布蘭茲(HalBrands)與柴克．庫伯(Zack Cooper)所說，美國的所有盟國中，能像這樣從科技貿易到軍事嚇阻、到價值、到外交與基礎設施，與中國展開全方位競爭的國家，只有日本而已。
儘管美國高級決策人士在訂定美國戰略時，或許不會刻意效法日本模式，但華府的戰略有太多與東京對北京的戰略雷同之處，卻是不爭之實。
＊作者麥可・葛林（Michael J. Green），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政策研究院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Edmund A. Walsh）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任、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主持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非常駐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曾於美國國防部擔任亞太事務顧問（1997-2000）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亞洲事務主任及高級主任（2001-2005年）。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特別收錄「台灣如何回應」∕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