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大陸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來說，不存在缺乏民族國家構建的問題。但對缺乏由上而下推動民族主義教育的香港和海外華人來說，如何保持「中國性」相當重要。以香港為例。在金庸開始寫小說的年代還沒有「香港人」共同體。直到1960、1970年代才有「香港人」的構建過程。這個過程是向著「香港民族」還是「香港的中國人」、甚至「香港的英國人」方向前進，並不是毫無疑問的。
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民族主義構建的過程很大程度得益於大眾流行文化，因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會底層，而不只局限於上層少數菁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個進程的方向。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的香港，針對平民的社經報章取代了黨派報章，小說連載成為大眾娛樂的媒介。電影一直是大眾娛樂媒介。七○年代免費電視開始後，電視劇成為另一種（甚至是最重要）的流行文化媒介，同時又興起粵語流行歌。在這幾個領域，題材為何、導向為何，將會深刻影響香港共同體構建的方向。
既反共又愛中國，構建大中華概念
倪匡是一個「愛國者」，他熱愛的是文化上的中國；於此同時，他也「一生堅決反共」。這也是他與老友金庸在政見方面最大的不同。
倪匡的電影劇本都是功夫片，功夫作為「國粹」，本身就是相當「中國化」的。其改變自金庸和其他武俠小說以及原創的作品，也都帶著濃濃的中國味。李小龍那兩部電影的「中國意識」更強烈。《唐山大兄》說的海外華人受外國黑幫和「漢奸」欺負，最後李小龍使出中國功夫，擊敗了「白種人大力士」。《精武門》說的是民國期間中國人被日本人欺負，最後陳真用功夫打敗所有日本人的事。陳真的形象在日後進一步用在其他影視作品，尤其以1980年代初期的亞視電視劇《大俠霍元甲》和《陳真》兩部最著名。這些都是標準的國恥教育敘事。它們不但在香港轟動一時，還得中國改革開放之風，傳遍中國大地，大大加強了大陸和香港在文化感情聯繫。觀眾在觀看中，潛移默化地增強了受眾的民族國家感情。當年香港人最終演變為「香港的中國人」，並創建出「大中華」概念，進一步影響其他海外華人，那些香港大眾文化的影響居功至偉。
倪匡既反共又愛中國，還為構建大中華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現在看來這有點自相矛盾，然而，「愛中國不愛中共」是那個年代香港絕大多數熱愛民主自由的文化人的普遍態度。毫無疑問，倪匡是一個「愛國者」，他熱愛的是文化上的中國；於此同時，他也「一生堅決反共」。這也是他與老友金庸在政見方面最大的不同。金庸希望入仕，對中共有幻想有妥協。倪匡一生只愛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認為沒有自由就意味著毀滅，正如他筆下的衛斯理一樣。
倪匡沒有錯，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也正得益於香港的高度自由。言論自由結束了，黃金時代也就結束了。在香港回歸25年進入下半場，《國安法》實施兩週年，開啟「武官治港」之際，倪匡追尋衛斯理的足跡，探訪外星人，實在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