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被國家誣陷關押，更恐怖的，還有更多是對國家與社會信任的崩解，郝柏瑋道出那份無助感：「我們會預設父母照顧我們、也以為政府國家會疼惜人民，但當這個預設被打翻，是一整個世界觀的動搖，他會無法理解這事怎麼發生在我身上，我做錯什麼、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況且很多受難者都是知識份子、認真讀書的好學生，他無法理解事情會變這樣……」
這不只毀掉一個人，也毀掉他身邊的人。郝柏瑋在政治暴力創傷培訓課程也有見到受難者配偶、二代，從這些家屬分享可見，受難者也可能因為創傷對家庭的掌控欲更高，例如限縮孩子發展、不讓孩子交朋友、懷疑配偶出外接觸的每個人，讓家庭活在高壓氛圍。
「長期受到暴力，一定有一些怨、不公平的感受，當這些情緒無處去，最可能接收的就是你的家人伴侶，可能會咆哮啊、罵啊打啊都有……他可能不信任外面的世界、什麼都不講，但因為對家人還是信任的、比較可以坦露，一個人被不當對待後的暴力也會呈現在家庭裡……」郝柏瑋說，受難者二代可能也會面臨人際上的痛苦，也會懷疑：我的家這樣，我的另一半可以接受嗎？我交朋友可以講多少、他們可以理解我嗎？
職能治療師N走入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庭見到的是，長輩可能有一些在一般人看來就是強迫症的行為，例如反覆檢查門窗、質疑外頭有人在看，這些行為就會影響年幼的子女，讓孩子意識到在家裡也是無法放鬆的、影響孩子的身心狀態，「這成長經驗佔了二代甚至三代生命中很大的一部份，但，這事情又很不容易跟其他人說……」
當孩子被父母的苦難而波及，就會陷入困惑的情緒──到底該怪父母、還是該怪政府？「你發生的事不是你願意，但你會影響到我、我的人生會被你限制」，這正是郝柏瑋走入一個白色受難者家庭看見的心情，即便受難者子女童年充滿痛苦，「他心中一直期待爸爸跟他道歉，但他不會講出來，就連現在他也沒看到道歉的可能，也會想：道歉了，我就可以原諒嗎？」
逾4萬名受難者與家屬名單、僅660人願意接受促轉會電話訪談 「重建社會信任」依然是關鍵課題
早在1990年代政治案件平反運動前，各種陰影就已纏繞受難者與家人數十年，即便如今白色恐怖受難者漸漸願意出來談自身遭遇，郝柏瑋看著長輩分享，也知道說出口真的很難：「你要在社會大眾面前承認這些事發生在你身上，講的時候會有各種感受湧上來，但所有人都想在公開場合維持形象，邊聽也覺得滿不捨……很多長輩都無法立刻做到全面分享，時常都是片段的、一點點兜起來成為一個故事再上去講……」
明明受害的是人民、人民卻不敢出來談，職能治療師N說，有一部份也來自歷史的污名：「白色恐怖是先把你定罪，說你是叛亂犯、匪諜，別人會覺得你有做錯事……如果他們在說出口的過程又不被理解、遭受不好的對待，那就更難說出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