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需要信任，而國家與國家之間也不免是這樣。信任的前提就是誠實、透明、遵守規則。然而，習近平領導的中國，顯然在與他國尤其是西方各國間互信方面虧損日趨嚴重。
德國今年擔任七大工業國集團（G7）輪值主席國。七國集團主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長，日前在法蘭克福開會。而這次聯席會議決定制定統一的戰略和政策，以應對中共領導的在中國境外的教育和科研活動。如今打開德國教育科研部的網頁，本次會議的第一條重點就是「保護學術自由」，從中人們也許便能感受到德國政府對中國的態度。顯然，西方包括德國跟中國的蜜月終結已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 在這裡，筆者就德國跟中國在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關係，在國家間互信方面作進一步的考察。
互信的三個方面
兩國之間的互信，有三個層面。首先是政治互信。政治互信往往是由某國在外交方面的方式、對國際法的遵守和透明的程度來決定的。以中國跟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為例。據英國《每日郵報》透露，世衛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私下認為新冠病毒是在2019年從武漢實驗室意外洩出 （中共自然是否定了這種說法）。對於這個在中國就病毒來源調查了兩次的機構來說，至今在病毒來源問題上還是兩手空空。但譚德塞畢竟是跟中國打過交道了。如果中方在溯源問題透明、公開，根本不可能造成像今天那樣的不信任。而且，關鍵是這裡不僅影響到中國與世衛的關係，也直接決定了中國與各國的關係。 再譬如中國近三年來的戰狼式外交，以及在香港問題上的所謂「二次回歸」，等等，顯然大大減低了跟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各國的政治互信。
國家間的互信還包括安全互信和社會互信。從某種層度上來說，政治互信對後兩者有著直接的影響。 如果一個國家對中國政治上不信任，那麼自然會在安全方面對其保持距離。美國、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禁止中國參與5G網絡建設，就是缺乏安全方面互信一個表現，而倒過來，中國當局禁止在政府機構使用Windows系統，或者禁止特斯拉汽車駛入習近平要訪問的市區，也是如此。
社會互信這個問題相對來說比較復雜，盡管它跟政治互信有著直接的聯繫，但也許跟主導的輿論更有關聯，同時也跟個人和團體跟該國打交道的經歷和信息量有關。 像德國這個社會，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經濟界由於嚴重依賴中國的市場和來自中國的半成品或產品，其態度就跟其他階層不一樣。一般來說，物質上依賴性越大的團體和個人，更傾向於「理解「和」寬容」受依賴的一方。
德國在教育科研上的轉向
回到教育和科研這個範圍。應該說，中國與西方各國的政治互信，在胡錦濤時期，還是屬於比較正常的時期，也許也是高峰時期。僅以雙方的學術、科研的交流來說，德中之間都相當頻繁。
目前在全球約500多個大學校園設有孔院。並有幾百個孔子課堂。在胡錦濤時代，人們曾把中國這種推廣文化和語言的努力作為軟實力戰略來看待。應該說，憑著中國的悠久歷史、日益擴大的經濟影響、文化人才的優勢，中國大陸顯然是有這個本錢辦孔子學院。問題在於這是一個純官方（教育部漢辦）主辦的機構。在經濟資助方面，遠超於任何一個國家支持的語言文化機構。而且一開始，中國在政治問題上多少還以「內外有別」 的政策來對待孔子學院。即政治上多少還寬容一些。但後來這種政治互信隨著寬容的消失而逐漸惡化，對孔子學院的異議也就越來越多。
這個變化主要還是從習近平執政開始。 其表現有各種各樣。譬如說某些孔子學院跟中國有關機構在外活動加強有著直接的關係。比如說，有媒體報導，有個別孔子學院成了監控中國留學生的中心，或者是輸出中國思想的基地。兩年前，芬蘭國家廣播公司調查節目「Spotlight」的一份報告發現，赫爾辛基的孔子學院試圖限制公眾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敏感話題的討論，例如西藏新疆問題。而在德國，去年也出現了漢諾威與杜伊斯堡兩個大學的孔子學院禁止就《習近平 - 世界上最具權勢的人》出版而進行的新書介紹與研討會，引起了學界一片嘩然。這顯然是中國官方在民主國家把文化機構變成政治工具，非要用威權國家的原則和方式干預民主自由的國家的活動。
針對這種情況，基民黨籍的德國前任教育科研部部長安妮亞.卡爾利切克（Anja Karliczek）就曾公開要求德國各高校對現有的19所中國的孔子學院重新進行審視，並采取相應的措施。 無獨有偶，沒過一年，新上任的德國教育科研部長（自民黨籍）史塔克－瓦特辛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 ）， 更是用毫不含糊的語言，公開警告各個高校和科研機構對中國在文化和科研方面的擴張。「我們千萬可別幼稚了！」她懇請各高校用更激進的手段對付中國。就德國大學允許在自己的地盤安置孔子學院的問題，她說：」如果我當大學的校長，那就不會有孔子學院的存在「。 史塔克－瓦特辛格認為，中共顯然是在對德國的大學的教學和科研直接施加影響。
至於大學和科研機構接受跟中國的合作項目或者是接受來進修、學習、實習的中國籍的「學者」 或學生， 德國教育科研部長警告，在敏感科技領域必須劃清界限，尤其是對既能用在民用、又能用在軍事方面的技術。 應該防止中國的偷竊行為，或者是幫助威權主義的中國增強其技術能力。
前不久德國之聲等11家歐洲媒體，分析了過去20年來歐洲與中國學者聯名發表的35萬份學術報告後，上月中發布名為「中國科學調查」（China Science Investigation）的調查報導，揭露其中近3000份的中方研究者有解放軍背景。報導質疑研究成果可能作為軍用，幫中國提升軍力，批評在科研的不少學者過於天真，不顧國安風險，此事也引起了德國政壇和學界熱議。
機制上的缺陷以及威懾
首先，要指出的是，按照法律，德國的教育與科研部只是對各州的文化、教育、科研政策起一個指導性的作用，而真正決定事務是由各州自己或是各校自己。換言之， 德國相對於其他西方國家來說，在各州貫徹聯邦層面的意志方面，在速度跟效果方面可能不一樣。 當然，即便如此，中國與德國的互信下坡路，直接決定了今後各方面發展的走向。
在美國，政府與大學之間也有類似的機制上設計的障礙。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10月9日已敦促美國中小學和大學重新考慮是否與孔子學院合作教授中文課程，理由是認為其中有來自北京的「惡意影響」。但迄今為止，100多所孔子學院才關閉了近40所。
而在德國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資金問題。顯然，學習中文需求不斷增大是目前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但是，德國的大學卻得不到資金設置相關課程，或者資金不足。於是，中方則「大方」地出錢，填補這個缺陷。 而中國教育部的漢辦也是利用了這種機會。 用經濟手段來「彌補」自己政治上的不足。
當然，應該承認，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德國大學的就職人員尤其是那些研究中國的學者，深知威權主義的中共會對任何具有批判態度的學者予以懲罰，譬如拒絕發放簽證等。為此，有一些德國學者不得不采取自我審查以及避免大學本來應該可以舉辦，但「可能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活動。 但這種現象在一個民主國家畢竟是不能持久的。
筆者之所以在這裡提及這一點，目的是想說明，要真正等到德國聯邦政府的意志貫徹到各個大學，還是需要時間的。迄今為止，中德高校在科技和經濟領域的合作項目多達1400個，同時，約有4萬中國學生在德各大學學習，約有3000中國學者在德國科技領域作研究或進修。但是，客觀上，留給中方的時間不多了。 德國自民黨在去年就提出要終止跟中國孔子學院的合作，而現在正好又是自民黨的教育科研部長在位。可以想象，在政治和敏感科技項目上的脫鉤，速度必定加快。
中國走向何方？
國家間的政治互信往往是損壞容易重建難。 筆者對中共跟西方各國特別是中德之間能否在今後一二年甚至更長時間重現恢復起2012年前的政治互信，並不樂觀。據說，最近中國歐洲事務特別代表、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專門訪問了歐洲不少國家，其中也包括德國。吳紅波表示，北京在很多事情上「犯下錯誤」。這一消息是否屬實尚待查核。但是，真正要重建互信，北京的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這裡首先一個問題是：習近平是否願意。從目前中國官方的對此問題的言行來看，今後兩到五年內， 重建互信希望微乎其微。
＊作者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標題為：中德政治互信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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