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奇妙的「2%」誕生於紐西蘭央行。1988年，當時紐西蘭正在制定該國的中央銀行法，時任財長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在接受電視專訪時脫口說出應將通膨目標設定在0%~1%，豈料此番言論產生驚人的「定錨」（anchor）效果。由於溫和通膨有助於經濟成長是經濟學界少見的共識，因此2%遂成為1990年代主要國家央行主事者的共同信念。曾在1979年到1987年擔任美國聯準會主席的沃克爾（Paul A. Volcker）就曾表示：「當我還是學生時，教科書裡可沒有什麼2%的通膨目標或限制。」
當然，央行制定貨幣政策不會只依賴單一數字，否則人工智慧可能早就被票選為最適任的央行總裁。正因為經濟活動存在高度複雜性，經濟學界至今對於什麼是央行最可靠的決策方式仍沒有定論。不過，回顧近半世紀以來的思想演變，可概略將央行的決策風格分為「法則派」和「權衡派」，前者是指央行應根據一套「事前」決定的原則執行貨幣政策，而後者是指央行政策要審時度勢、保持彈性。
法則派支持者認為，外部環境變化快速，加上可供觀察的統計數據大多反映的是已經發生的歷史，容易導致決策者產生認知落後和行動延遲，進而讓「順勢而為」的政策效果適得其反。
貨幣學派宗師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曾以一個生動且帶有暗諷意味的例子說明他的主張：在一間酷熱的房子裡，為了讓室溫快速下降，缺乏耐心的人總會想將空調先設定在極低的溫度，直到房子裡的人感受到寒意後，又會將空調溫度調高，如此反覆循環，人們永遠會處在忽冷忽熱的狀態，因此倒不如一開始就將空調溫度設定在期望的水準，如此一來，只需忍耐空調剛啟動時的短暫悶熱，但最終卻能讓所有人擁有最舒適的環境。法則派論者進一步指出，權衡決策可能使央行受制於政治現實而制定有害長期經濟穩定的不當政策。
權衡派擁護者則反擊，正因為外部環境變化萬端，法則派「以不變應萬變」的消極主張，無法有效應對外部事件的驟然衝擊。維持恆溫設定或許有機會達成環境最適，但若室外溫度持續攀升，則恆溫設定需要極長的時間才能讓室內溫度達到理想狀態，別忘了凱因斯的經典名言：「長期下來，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人稱葛老的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可說是權衡派的代表人物。在葛老擔任第十三任聯準會主席期間（1987年至2006年），憑藉著對經濟變化的敏銳直覺與靈活決策（當然運氣也很重要），他讓美國經濟安渡儲貸危機（80年代）、非理性榮景（90年代），以及2001年網路科技泡沫，堪稱是美國經濟的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時代。然而，就在他卸任之後，美國經濟旋即因房地產泡沫破滅陷入嚴重衰退，並引發全球金融海嘯，而葛老任內的決策風格，也因此招致外界強烈的抨擊。
邏輯上，上述兩種門派的觀點似乎都言之成理，無怪乎人們總愛嘲笑三個經濟學家老是有四種意見，想從不同派別和價值信仰的經濟學家獲得對特定議題的一致共識簡直難如登天。據說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曾要求他的幕僚幫他找只有一隻手的經濟學家，因為杜魯門的經濟顧問總喜歡說:「一方面...，另一方面...（on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就是無法給出簡潔明瞭的建議。
由此可見，利率決策或許就如同葛老對經濟預測工作的有感而發：「它不純粹是科學問題，更多的是藝術」。
回歸現實，現階段各國央行對橫豎在眼前的通膨問題已無法視而不見。棘手的是，如何在升息與避免衰退之間取得平衡，考驗的不只是央行決策者的智慧與勇氣，恐怕也需要多一點葛老當年的運氣。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新興市場研究中心主任，台北大學經濟系兼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