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詡為龍頭的法律學系的教授，指責台大校務會議沒有法律專家，把一個簡單的法律問題弄成烏賊戰。什麼是簡單的法律問題？就是考試的時候猜對出題的人，根據這個人的教科書內容寫答案，其他別人的觀點通通不用管，就是簡單的法律問題。
這就像殖民地長官或皇帝說了一個方向，力爭上游的殖民地人或臣民，當然用最簡單的方式理解、完成，至於昨天或明天是不是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換了一個自己的朋友是不是照樣？都不用管。
要找一個法條就為了對付一個指定的對象，是最簡單不過的法律問題。因為，不必考慮到底這個法條，要不要對別人一體適用，有沒有牴觸別的法律，對社會造成的法律動盪有多大？如果只是針對這個人，別人都先不去管，就叫做歧視，歧視是政治決定，就像皇帝與殖民主子的決定。
以前在所謂國家總動員時期，政府就可以寫一個行政命令，明寫著不受憲法拘束！這就是把政治問題簡單化成一個命令，不管法律的原理、位階、特別法的效力、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倫理。這群龍頭法律學者憧憬的，就是這個簡單的境界。
教育部自己都不願意這麼簡單化，龍頭法學家強調教育部不聘了，結果教育部反而不敢講清楚，怕負責。所以，教育部就把問題變成一個台大本身的問題，強調自己沒有作行政處分，而是讓台大要想想有沒有違法。但這還是不簡單，因為說不出台大違了什麼法。
教育部是先決定了管中閔不適合，然後找法律，教育部請的法學家，甚至包括總統最信任的那一位，他也找不到法律理由來說不聘任。教育部最後主張的，就是台大違反利益迴避的重大瑕疵。龍頭法學家認為這就夠了，其他什麼不必再問，因為出題的人不要聽其他的答案。
一不必問，其他公立大學校長在同樣情況下如何處理的問題；二不必問，是不是重大瑕疵的決定權，是在遴委會；三不必問，遴委會已經決定，所謂瑕疵並不足夠重大；四不必問，校務會議也認為，自己沒有權力決定遴委會職權範圍內的事。
這就像是考律師執照的考生，猜到了誰出題，那天塌了都不必問，照著這位出題老師販售的參考書背出答案就好。然而，在真實世界裡，出題的教育部不肯負責怎麼辦？教育部要台大自己研究教育部的意見，然後重選一次。
所以，龍頭法學家只能主張擱置校務會議的決議，重啟遴選。這就愈來愈不單純了。到底是要誰來擱置校務會議的決議？主詞是代理校長嗎？行政會議嗎？要用哪一法律給他們這樣的權力呢？
而遴選委員會已經決議認定，利益迴避的說法不清不楚，不應該影響遴選結果，重啟遴選程序當然是要否決遴選委員會的遴選決定。那重組遴選會是誰重組？重組以後決議算不算？龍頭法學家到底是憑什麼呢？
投票結果不滿意就重來，在這兩年裡不知道發生多少次。台大遴委會遭遇同樣命運果然不意外，現在連校務會議都面臨同樣命運—龍頭法學家竟號召校友，一起要求重組一個讓他們參與，以確保正義的校務會議。所以到最後，就不是法律問題了。根據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要追求的，叫做實體正義。
所謂實體正義，就是擺脫法律條文的糾纏，回歸自然素樸的正義，也就是太陽花案主角即使帶頭入侵行政院，政府不應該訴諸簡單、明確的法律加以判刑，而要從實體正義角度，判決他們無罪的更高理由。
實體正義就是政治意志的體現，在政治意志的指導下，所有問題的方向清楚，這時候，任何問題又都可以成為簡單的法律問題，像國家總動員可以不受憲法拘束的那種行政命令那樣！找到可以用的條文就夠了，其他不用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就算這在封建時代，或在共產極權的統治之下，都早就是常情常理。中共再專制，一條紅線畫出來，就像一刀切下來，誰也別跨過去。我們呢？我們畫得出一條一體適用的紅線嗎？
就連自詡為龍頭的這些最有地位、資源、出題資格的法學家，都覺得可以針對一個人，叫大家集思廣益專門給他一個人畫一圈紅線，不要波及其他人。這叫做歧視法學！法律本不簡單，在他們眼裡變得簡單，是因為他們的政治使命很清楚，每次只是為對付一個人用的。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