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5年《蘋果日報》橫空出世，讀者面廣及普羅大眾。黎智英約我寫每日專欄。當時社會的閱讀趨勢是文章短小、通俗，我想到我的見解應從知識階層推向大眾，於是從1995年底開始了在《蘋果》的「李怡專欄」。
不知道什麼緣故，《信報》在1996年初以「版面調動」為由，叫停了我的專欄。當時因九七已近，傳媒紛紛自我審查，於是有人以「陰謀論」來猜測《信報》處理我的專欄背後有政治原因。這些意見甚至公開在包括《信報》在內的一些專欄發表。我自己倒不認為是這樣。我傾向於自己太忙，寫得太多，因此《信報》專欄可能不像過去那麼受歡迎有關。《信報》老闆林氏夫婦對我一向尊重，我們的關係良好。我在《信報》最後一篇的題目是《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期待這份報紙延續新聞自由。
從1984年至1996年，我的《信報》專欄共寫了12年。1985年結集了第一年的文章，出版《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一書。書已絕版，我留有一本，近日翻看，發覺幾乎所有談論都沒有過時。原因恐怕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問題真是「千百年不變」。
《信報》專欄我寫得很用心，自問有些還很應時及有趣。只不過大部分沒有剪存下來。記憶中在中共提出「港人治港」時，我找到中共老祖宗毛澤東在1920年寫的反對「湘人治湘」的系列文章；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時，我指出「社會主義是權力私有制」，「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不公平、最不平等，也使人民最難忍受的制度」；在香港一些人提出「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希望」的「愛國」言論時，我提出「香港無前途，中國無希望」的相反論述，意思是：若九七後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都不保了，中國還有希望嗎？
我自感最有趣的兩篇，發表在1988年。一篇是6月的「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另一篇是8月的「熊玠傳話風波」。前一篇講我和老妻去看中國京劇演出，發現坐在我們前一排偏側的是傳聞可直達中央的許家屯及其家人。在中場休息時，突然有兩三伙人像發現獵物似的，向許家屯的座位奔來。其中一個中年稍胖的白衣女子，在我和老妻的座位前踹過，老妻腳缩得快，我就比較笨拙來不及缩，腳上被高跟鞋踩了一下，而這女子眼睛直射獵物，完全沒有顧及踩到別人。在許家屯前面，也有兩伙人湧去，給許送飲品、零食，寒暄一番。
從這些人的神情舉止，我就想到中國人受兩千多年專制文化的影響，早就把「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個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奴性成習的中國人，在接近掌權者時，都會產生亢奮感。尤其是接近絕對權力，這種生理性的亢奮就油然而生，複述掌權者的談話會無限誇大，甚而胡言亂語到令人難以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