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習近平思想成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新版本
2017年10月25日，十九大閉幕後次日，全國首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華大學隨之跟進，全國更多的著名高校與研究機構跟風仿效，一是為了政治正確，二是為了獲得相關的課題經費。
近期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則報導說，十家著名機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院）」經中共中央批准，成為正式機構。沒有人知道，這是中央在滿足專家學者們的需要，還是專家學者或高校與研究機構在諂媚最高當局。
體制內的大秘與高官、研究機構與學者們，合謀了這一曲大鬧劇，以滿足習近平的政治雄心鬥志，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習帝有思想，光芒萬丈高。最近中共中央批准，這些國家級智庫，以研究習思想為已任，而在此之前，已有上百個國家社會科學課題以研究習近平理論、思想為主題，並得到國家與省部級課題經費。
習當政之前，許多研究機構以研究馬克思主義為神聖，由此獲得了其它機構無法得到的課題經費與社會地位，而現在，時風立轉，大量的經費開始轉移研究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代表：習近平新時代思想，這在國際共運史與共產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現象。
馬克思並不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也許，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學者，對一些社會現實與歷史問題加以歸納分析，試圖總結出人類發展的某些規律性，但他並不將自己的觀點當成信仰，也即，馬克思本人，不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
而那些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相信資本論提出的剩餘價值理論，並進而認為勞動創造了一切，勞動人民神聖，而私有制特別是資本主義是人剝削人壓迫人造成階級不平等之源，所以，勞動者要奪回勞動果實，要實現人間的天國：共產主義社會。而統治者是不會放棄自己的權益，所以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用暴力方式推翻全世界資本主義制度。
這一理論在恩格斯晚年，已遭到放棄，恩格斯晚年相信議會方式更能和平地爭取勞動者權益，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卻並不因為恩格斯的「修正」而放棄暴力方式，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信奉的是《共產黨宣言》。
習近平主政的中共，今年高調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七十周年，並隆重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習近平已被中共視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思想者，顯然，他已超越了毛思想、比肩馬克思，並要指導人類命運共同體，他的思想要在全世界放光芒。
二、習近平需要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為什麼需要馬克思？實用性的需要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不是一回事。
馬克思的底層關懷，對窮苦勞動者命運的關注，這使共產黨獲得了多數底層百姓的擁戴追隨，無數無產者參與革命就是因為這一點，當然還有遠大的共產主義天國的誘惑，天國也許不能對每一個人有用，但可以使人得到正義感與靈魂慰籍。還有對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敵視，中共對西方的仇恨，甚至時不時地將鏡頭被拉回到1840年代鴉片戰爭，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它是凝聚民族愛心國家意識的強心劑。
鄧小平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全民富裕，如果經濟改革導致貧富懸殊巨大，鄧小平認為改革開放就失敗了。
習近平沒有公開承認改革開放失敗，但將鄧小平的孫女婿吳小暉抓起來，並判了十八年徒刑，因為他不法集資數以百億財富，這是先富的極致，達到了世界奇跡的高度，這是權貴資本主義達到財閥的境界了，開始危機當政者的經濟主權，涉嫌從事經濟政變，所以習近平要終結權貴資本主義模式，並動用專政手法對財閥以重創。
這是原教旨無產階級先鋒隊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打擊嗎？不是，這是紅色專權者對新生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清除，紅色極權者的天下，容不得軍閥當然也容不得財閥勢力做大。
習對內高調宣誓馬克思主義，是強化自己體制內的合法性，同時強調的是對底層的關懷，因為習與馬克思的經歷不同，馬克思完全是書齋學者，根本不懂得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的意味，毛澤東也只是呼悠窮苦百姓造反，當政後連延安都沒有回過，訪貧問苦的事情似乎從來沒有過，習近平因為有農村勞動的長期經歷，所以底層關懷相當真切，他關於精准扶貧更多出於情感上的意願。只是，他不懂得底層關注需要制度，而不可能用行政力量號令式完成，因為精准扶貧的行政官員，就是龐大的食利利益集團，黨國的剝削者壓迫者去給被剝削被壓迫者扶貧，只能滿足最高領導人的情懷，並一時獲得表像上或數字上的政治效果，不可能根本性的解決貧困問題。
相較於鄧小平，習近平又發明了新的政治邏輯：只有國家好，大家才會好。只有國家強大了，大學才會辦成世界一流。
習近平在編織新的中共邏輯，鄧小平的邏輯失敗了，必須有新的黨國邏輯來說服普眾，這個邏輯別人相信不相信是一回事，他必須一遍遍地念，謊言千遍就成為真理，每一個黨國的新時代，都需要新的邏輯、新的真理，要用中共的邏輯來掌控群眾。
確立黨國邏輯，一方面是要廢止權貴資本主義，打擊可能影響自己威權、極權的財閥與體制內的山頭，另一方面是為個人極權切入國際影響力鋪墊，毛澤東時代是通過在亞非拉輸入革命，意圖取代或並肩紅色蘇聯在國際共運界的崇高地位，而習通過一帶一路與中國特殊的市場資源，意欲比肩美國，讓黨國影響力成為國際影響力，進而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復興中華，實為復活傳統中華帝國的「天下主義」。
毛澤東是原教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他真的意圖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且他已經推翻了中華民國政府），他的趕英超美，也是富國強兵，認為通過全球革命，最終要與西方資本主義決戰，但習近平儘管放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隱忍國策，但對外並不以紅色帝國的面目出現，對內的紅色遇到國際藍綠色，黨國立即顯示出灰色調或銀灰色調，一時顯示出暗紅，一時顯示出泛藍或泛綠色。中華巨龍，在國際政治生態中，以變色龍的面目出現，幽深莫測，神龍現首不現尾，現尾不現首。
所以習式馬克思主義，是政治變色龍式的一種怪物。
三、習中央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英國BBC中文發表了一篇文章《馬克思是對的，他為你過做的五件事》。文章說，馬克思認為孩子們應該上學，而不應該去打工；馬克思認為工人要維護自己權益，工作時間應該受限制；馬克思認為工作應該是幸福的，而不應該異化為不幸；馬克思還深刻地意識到，國家、大資本勢力與媒體的勾連，公眾應該警惕。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製造了普遍貧困，未成年人不僅失去了上學權，連打工的機會都不可能有，只有城市工人才有工作權，而其工作權在很長時間內，由其一個子女繼承，由於工作機會缺少，數以百萬計的青少年只能上山下鄉，中共將就業人員下放到農村，由農民們去承擔。
鄧小平開啟的權貴資本主義，受傷害的仍然是底層民眾，農民工不能得到城市裡任何勞動保障，農民工子弟不僅不能在城市上學，還要忍受父母無法陪伴、無法供給上學的苦痛，這在人類和平時代是罕見的，或者不可能存在的現象，筆者參訪過印度的貧民窟，基本都是整個家庭生活其中，並沒有妻離子散的情形。
共產黨在建政之前，製造的是階級分裂，建政之後，繼續對內迫害異已與知識精英，甚至迫害體制內權貴（文革時），結果是貧困或苦難層面上，實現了「平等」，但整個國家卻無法得到溫飽，連實現小康生活水準，都要成為黨國的目標，直到現在還沒有實現。
馬克思並沒有為人們做過上述的五件事情，他只是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看到了工人的困境，看到了資本借助國家力量對底層勞動者的壓迫，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批判與觀點，甚至呼喊著要通過暴力顛覆政權的革命方式，來改變社會不公。而中共的改革開放時代，實則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本質上是完全一致，只是一個由共產黨領導，一個由新興的資本主義權貴領導。其剝削與壓迫性質基本一樣，只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完成之後，隨著財富積累、工業升級、市場開拓，工人階級隨之被改善了福利，逐步成為有產階級，現在文明資本主義世界，無產者主要是無家速歸者，而工農與藍領階級已成為中產階級。中共作為統治階級，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因為中共是純然的食利階級，整個黨國資本主義創造的剩餘價值都用於軍備、維穩與黨政體系的供給，它無力將剩餘價值來來改善工農底層福利，所以醫療與養老保障黨國無法供給。
政治層面上，中共由於黨的組織性與紅色暴力性，對工農勞動者的打擊與剝削，更為嚴厲。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畢竟還有議會、工會，還有一定自由獨立的媒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這些都消滅了，對內的紅色恐怖，達到了封建社會高級形態。為什麼說中共黨國是封建社會的高級形態呢？因為它的權力來源是打天下得到，得到天下之後，沒有民選機制，國家行政權力完全靠自上而下的分封制，工農還有城鄉人民，被戶口限制在戶籍地，沒有遷徙自由。只是因為對外開放，並有一定的市場經濟和流動性，所以它是封建社會的高級形態，在封建社會前面，加上定語：紅色，党領導下的紅色封建社會高級階段。
行文至此，對中國當代的社會現狀，我們不得不得出下述結論：
對外是國家資本主義，並具帝國主義形態（有一定的擴張性），對內是紅色封建王朝，並具有某種政教合一的奴役形態。
中共的黨國沒有完成近代化，無法進入政治現代化新時代，而其政黨的性質，完全從馬克思主義異化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只是從另一個角度在踐行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已，因為中共的政治理論仍然滯留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語境中：國家落後，就會挨打，所以必然富國強兵，必然與列強抗衡，而人民必須要為此付出代價，如果不付出代價不僅要挨打，國家還會失敗、解體，最終受害的還是全體國民，落後就要挨打，語義背後是強大了就要擴張。習當政後的基本國策開始了積極的擴張。
所以，習的馬克思主義宣導，不過是為了黨國體制內的合法性，對底層的關懷，也只是象徵性的表現一種情懷，整個黨國體制，對內不顧百姓福祉，不管貧弱保障，對外的恃強淩弱（特別是對臺灣的各種恫嚇），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體征。習時代的中共，形而上淪陷於馬克思主義怪圈，形而下則完全淪落於社會達爾文主義陷阱。
＊作者為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