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誠從香港前途問題剛浮現，就寫了一篇《最後一個租界》，從歷史上的香港角色，關切香港的命運。這些年，他寫了許多這類文章。是遠在紐約、對香港的主權轉移跟我有共同觀念的健筆。
失敗者回憶錄154：「錯愛香港」——我的作者朋友們（之四）
我只是中學畢業，可以說沒有學歷。靠讀雜書而得到的知識，既無系統，也非專精。能夠編輯這本被認為知識人愛讀的雜誌，靠的就是園地開放，讓讀者也以作者的身份參與。
在《九十》的休刊號上，有兩位學者談到我的編輯工作。一位是後來參加兩次「五學者談一國兩制」的劉述先教授。他說1974年在中文大學跟我一起參加一個座談會，那時我是左派刊物的編輯，他在會上語帶嘲諷地說，將來大陸真的收回香港，現在那些左派份子就失去代言人身份而被棄置一旁。他說，餐敘時我坐在他身邊，「卻絲毫不以為忤，還約我寫文章」。
後來，劉述先就常向我們供稿，參加座談。我們也成為朋友。
另一位學者，就是在前文中講到過的翟志成。他在休刊號上說：「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幾篇文章，幾乎全部登在《九十年代》上。」他說生平最恨別人改動他的文章，但我有一次刪改了他的文章，後接我來信，說是對別人並不如此，「唯因與我相知，故『倚熟賣熟』」，他「細讀刪文，又確實比原文更好」。
引這兩段「稱讚」，並非自吹自擂，而是想說明我編輯這雜誌，如果還算成功的話，我的「成功之道」何在。
我只是中學畢業，可以說沒有學歷。靠讀雜書而得到的知識，既無系統，也非專精。能夠編輯這本被認為知識人愛讀的雜誌，靠的就是園地開放，讓讀者也以作者的身份參與。我辦的不是兒童刊物，不是要向讀者宣傳教育。我辦的是讀者也要成為作者的刊物。因此，遇到批評、嘲諷，不管是否事實，我是否同意，我都不會生氣、反駁，反而會把這些批評意見刊登出來，讓讀者去判斷和討論。
一份報刊的成敗，取決於總編輯的氣度。而我的氣度，就是源自於我對自己的知少識淺有自知之明。
我尊重來稿。不記得翟志成說我刪改他的文章是哪一篇了。因為若來稿過長，有時或會刪節，但「改動」應該絕無僅有。即使刪節，也會在刊出前徵求作者同意。刪改翟志成那次來稿，大概因為太趕，而且真是覺得改後對我這位朋友會比較好。
至於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我成為雜誌的主要政論者之一，那是因為其時所有的中外左派都被中國局勢的突變鎮住了，一時不知反應，於是我就與麗儀合作，打鴨子上架，寫評論分析。並越寫越有知名度。
縱觀《七十》《九十》的歷史，前半是以開放言論，依靠海外知識人對兩岸局勢的關切和討論；後半就以香港問題為主，並依靠一些專欄去凝聚讀者們的持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