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
失敗者回憶錄153：數十年的幾支健筆——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三）
要寫《七十》《九十》的作者們，再寫多少篇也是寫不完的。只能選擇幾個有多年交往的朋友談談。
絕大多數作者都只是文字之交。比如曾經是台灣《自由中國》在美國的主要寫手朱養民，從1972年開始就為我們寫了多篇談自由民主的鴻文，直至休刊號他已年逾八十，還寫來記念文章。我們只在1979年我訪美時見過一面。
寫長篇政論、具可讀性文章，卻沒有見過面的作者就數之不盡。值得一提的是為美麗島事件及審判寫出總結性長文的秦玄，他是旅加教授、徐復觀的門生蕭欣義。後來他用本名寫了好多篇關於一國兩制和台灣時局的有份量文章。
另外，長篇政論寫得較多，我們又交上朋友，在1981年《七十年代》重組時還當上小股東的，是翁松燃教授。他是1979年我們舉辦中國統一問題座談會時認識的。他說的「統一有什麼好，不統一有什麼不好」這句話，破除了我當年認為「統一是天經地義」的迷思。接下來他給我們寫過好多篇有份量、具可讀性、擲地有聲的文章。我也邀請他參加多次關於一國兩制、兩岸關係問題的座談會。他和邱近思、方蘇都熟識。2008年除夕我妻子病逝，09年舊曆年我到翁松燃當時任教的台灣暨南大學，兩個老人一起過節。
在休刊號上，翁教授說他在我們雜誌上寫的文章，「讀者頗多，流傳廣遠，效果奇佳，影響之大，遠非我在世界性英文學術季刊上登載的論文所能並比」。許多知名記者、外交官，港台官員，乃至能看到這刊物的大陸人士，都有迴響，有時是數年後還有反應。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成為我們的作者，而且幾十年保持友誼關係，直到最近仍然有見面的，有王正方與楊誠。
王正方是1971年作為最早的保釣五人團去中國訪問的其中一人，我那時在香港與他們相識。大約一年多後，王正方給我們雜誌寫了幾篇小說，語言生動，構思巧妙。1979年我初去美國，在三藩市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某大學教電腦工程。但他醉心文藝，尤其是戲劇、電影。我們聊天也主要談文學。
那時有一位在加州學電影專業的保釣人士戈武，來香港參與電影行業，不幸在一次手術中去世。導演方育平想拍一部關於戈武的電影，問我有什麼人可以寫這樣的劇本，我於是推薦他去美國找王正方。因為王熟悉戈武，又能寫小說，演過話劇。但我沒有想到，王正方竟把大學的教席辭掉，不僅寫劇本，還當上主角。這就是後來拍成的電影《半邊人》。
這以後，王正方就一頭栽進電影行業，多次來往北京，拍出了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北京故事》。與此同時，他又寫了不少小說和雜文。小說用的筆名是方方，雜文用的筆名是「唐荒」。那些年，他常在香港，我們混得很熟。他談吐幽默風趣，跟他聊天是賞心樂事。
1987年《北京故事》上映後，我邀他訪談並記錄成文發表。他比較了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的社會。他認為香港在流行文化上成就很大。台灣有越來越開放的趨勢。至於他去了十多次並在那裡拍了故事片的中國大陸呢？他提出一個理論：如果政治上的自由，以及經濟上的發展，能夠以數字來表示的話，這兩者加起來的總和是維持不變的。也就是說，當經濟比較好的時候，就會缩小民主自由的程度，但當經濟快要崩潰了，政治上就會允許你多講點話。他不認同當時許多西方人所持論調：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帶動政治的民主發展。
楊誠筆名殷惠敏，是「自由神下」的專欄作家之一。在「自由神下」之前，他就以漁父的筆名給《七十》寫過不少文章。他是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徐復觀的得意門生，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寫過學術性專著《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不過，在《七十》《九十》寫的卻是通俗流暢、語言生動，有時甚至是古靈精怪的文章，極具可讀性。
1990年七月號，殷惠敏寫了一篇《小小的死亡》，從性高潮談到這種感覺對生理的影響，是生命的提升，可以延年益壽。那時，我們的台灣版剛創刊不久，居然收到台灣新聞局的一封警告信。可見解嚴未久的台灣社會，還拘泥於過時的仁義道德。
楊誠有一篇以花子虛的筆名寫的《李瓶兒的夢》。前面講台灣一些人一廂情願地說要跟中國建立「大中華經濟共同體」，建「二元合作聯邦制」「邦聯」等等。作者說中共在未得勢之前，也曾說要結合中國本土、蒙古、西藏、新疆，建立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毛澤東甚至在《西行漫記》對斯諾表示支持台灣獨立。但奪得全國政權後，就是另一回事了。
於是就講到小說《金瓶梅》的一個片段了。李瓶兒原是花家貴夫人，同隔鄰的西門慶暗通款曲，西門慶少不得甜言蜜語，來討她歡心。李瓶兒的夢就這麼編織起來了。等到西門慶奪得花家的財和人之後，過了門的瓶兒還想擺個身段，沒想到西門慶一下子變了臉，拿起皮鞭就抽，抽完又幹個死去活來。「套句台灣的文藝腔：李瓶兒的夢破碎了！」
《李瓶兒的夢》寫得調皮、有趣。聯想到中共這一百年來的歷史，西門慶的甜言蜜語，還真是讓數不盡的張瓶兒、陳瓶兒永遠不會吸取前人教訓，永遠在編織夢境呢。香港也有這樣的人。
楊誠從香港前途問題剛浮現，就寫了一篇《最後一個租界》，從歷史上的香港角色，關切香港的命運。這些年，他寫了許多這類文章。是遠在紐約、對香港的主權轉移跟我有共同觀念的健筆。
失敗者回憶錄154：「錯愛香港」——我的作者朋友們（之四）
我只是中學畢業，可以說沒有學歷。靠讀雜書而得到的知識，既無系統，也非專精。能夠編輯這本被認為知識人愛讀的雜誌，靠的就是園地開放，讓讀者也以作者的身份參與。
在《九十》的休刊號上，有兩位學者談到我的編輯工作。一位是後來參加兩次「五學者談一國兩制」的劉述先教授。他說1974年在中文大學跟我一起參加一個座談會，那時我是左派刊物的編輯，他在會上語帶嘲諷地說，將來大陸真的收回香港，現在那些左派份子就失去代言人身份而被棄置一旁。他說，餐敘時我坐在他身邊，「卻絲毫不以為忤，還約我寫文章」。
後來，劉述先就常向我們供稿，參加座談。我們也成為朋友。
另一位學者，就是在前文中講到過的翟志成。他在休刊號上說：「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幾篇文章，幾乎全部登在《九十年代》上。」他說生平最恨別人改動他的文章，但我有一次刪改了他的文章，後接我來信，說是對別人並不如此，「唯因與我相知，故『倚熟賣熟』」，他「細讀刪文，又確實比原文更好」。
引這兩段「稱讚」，並非自吹自擂，而是想說明我編輯這雜誌，如果還算成功的話，我的「成功之道」何在。
我只是中學畢業，可以說沒有學歷。靠讀雜書而得到的知識，既無系統，也非專精。能夠編輯這本被認為知識人愛讀的雜誌，靠的就是園地開放，讓讀者也以作者的身份參與。我辦的不是兒童刊物，不是要向讀者宣傳教育。我辦的是讀者也要成為作者的刊物。因此，遇到批評、嘲諷，不管是否事實，我是否同意，我都不會生氣、反駁，反而會把這些批評意見刊登出來，讓讀者去判斷和討論。
一份報刊的成敗，取決於總編輯的氣度。而我的氣度，就是源自於我對自己的知少識淺有自知之明。
我尊重來稿。不記得翟志成說我刪改他的文章是哪一篇了。因為若來稿過長，有時或會刪節，但「改動」應該絕無僅有。即使刪節，也會在刊出前徵求作者同意。刪改翟志成那次來稿，大概因為太趕，而且真是覺得改後對我這位朋友會比較好。
至於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我成為雜誌的主要政論者之一，那是因為其時所有的中外左派都被中國局勢的突變鎮住了，一時不知反應，於是我就與麗儀合作，打鴨子上架，寫評論分析。並越寫越有知名度。
縱觀《七十》《九十》的歷史，前半是以開放言論，依靠海外知識人對兩岸局勢的關切和討論；後半就以香港問題為主，並依靠一些專欄去凝聚讀者們的持續閱讀。
除了「自由神下」和張北海、阿城的專欄之外，我們也邀了一些已經頗有文名的作家寫專欄，像南方朔、司馬文武、劉黎兒、龍應台、黃春明、平路、登琨艷、羅孚，都寫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最早在《九十》寫專欄而後成為知名作家的查建英和新井一二三。
查建英是北京人，我在1991年訪美時認識她，她說她現在仍然是在北京和美國兩邊跑。我覺得她談吐不凡，就約她為《九十》寫一個「北京素描」的專欄。她用「扎西多」的筆名，寫與北京有關的社會和文化現象，也講到香港。在1993年一篇文章中，她介紹了北京流行音樂《我的一九九七》，一個年輕女歌手作詞作曲：「什麼時候有了香港？/香港香港怎麼那麼香？/一九九七快點到吧/我也想看看那午夜場……」與香港人對九七的恐懼，完全不一樣。
新井一二三是日本人。1984年我去日本時，她的中文老師陳立人帶她到我的住處見面。那時她的中文還很生硬。不久，她考上公費生去了中國。在那裡兩年，居然寫來文筆流暢、想法獨特的中文文章。我們都刊登了。
兩年後她回日本，進入《朝日新聞》當記者。不到一年，就結婚移居加拿大。幾年後的1991年，她來信說離了婚，現在又想用中文寫稿了。斷斷續續寫了幾個月，我發現她的觀察獨特，個人風格顯著，於是邀請她為《九十》寫專欄。
新井特立獨行，常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寫別人不敢碰的話題。她在中國，批評中國。在日本工作，批評日本職場。在加拿大，罵加拿大做事慢而人也無趣。但1993年底她來香港旅行一個星期之後，就決定來香港居住和找工作，還寫了篇文章，用廣東話作題目《喺（在）香港再見》。文章說，香港工作機會很多，《南華早報》的招聘廣告多達98頁。又引日本報紙報導，有上千日本女青年近年到香港工作，主要是日本「男尊女卑」觀念太強。去香港甚至是世界潮流，加拿大她身邊就有六、七個人去香港。
那時離九七不到三年，香港的未來確實是未知數。但世界不景氣，對很多國家的人民來說也是未知數。所以，她就隨著這股香港潮來了。並且，很快找到工作。
她的專欄仍受歡迎。但越接近九七，香港越感受到北京對未來的控制，政界和輿論界也紛紛自動向中國靠攏。然後，愛國潮來了，保釣潮來了，反日潮來了，民族主義潮來了。新井在1996年的專欄寫下一篇《錯愛香港》，結尾寫道：「基於原則的抗議聲音是一個社會的免疫系統，它的衰弱預兆著將要來臨的死亡。」
從當時的趨勢看，她是對的。香港的抗議聲音在主權轉移後才慢慢起來，到2019年使全球都震驚。但已經晚了。免疫系統無論是自己消失，還是被強壓下去，都意味著死亡。
1996年8月後她就沒有給《九十》寫專欄。她在《蘋果日報》副刊的專欄有一天收到一封信，裡面放著糞便。因為她是日本人？因為香港泛起了民族主義嬰兒病？因為她批評了民族主義？不管什麼原因，她的《蘋果》專欄也停了。
知道「糞便」這樁髒事，我應該打個電話給她，表達關心和支持吧！雖然她那時已不是我們作者。我有想，卻拖延著沒有做。作為最早把她引進中文寫作、使她錯愛香港的人，我至今都感到抱歉。
她後來在台灣出版了許多書。成為以中文寫作的一位成功的日本作家。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