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
失敗者回憶錄151：我的作者朋友們（一）
《九十年代》休刊號，刊登了許多作者文章，回顧與《七十》《九十》的淵源。有些是我們長期的專欄作者，也有在中港台問題最熾熱時代來稿較多的作者，好多年沒有聯絡了，休刊又勾引起他們的回憶。
當時看到這些來稿，我心裡也頗感不捨。
一些作者在當年為我們雜誌寫稿時，已經頗為有名。但更多作者，卻是有才華卓識，但只在《七十年代》面世後，才找到發揮寫作的平台。也有雖然已經在某些中文報刊上發表過文章，但在《七十》《九十》才放出異彩。後二者，又跟保釣運動頗有關係。
1971年10月底，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那時，中國大陸仍然處於文革時期，幾乎所有知識人還沒有從監獄、牛棚或幹校中「解放」出來。恢復聯合國席位後需要相當數量的翻譯人才，包括口譯與筆譯。中共去哪裡找這些人呢？正好那時保釣運動興起不到一年，於是中共就廣邀保釣人士去聯合國工作。其中許多人同《七十年代》有聯繫。
聯合國的工作，屬高薪優差，對於大部分留學美加、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才來說，工作量相當低。於是他們大部分時間就是看書和寫作，而《七十年代》就是他們發表的地方。我們好些專欄作者，因而成名、出書，並一直給我們供稿直到休刊。
其中原名張文藝的張北海，1971年在洛杉磯參加保釣時，寫了一個劇本，投稿《七十年代》，而我們給他出了單行本。他說這是他的第一本書。1974年他開始給我們寫文章。頭幾年寫來的都是極有意思的長文，我印象最深的是刊於1979年一月號的《從理想到夢魘》，報導美國一個牧師，創設人民教，從追求平等吸引大批信眾，而導致「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極權獨裁，信眾像中了邪似的。1978年11月九百多名信眾在集體服毒中喪生。
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
1979年五月號，張北海又給我們翻譯了四萬多字的長文，美國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在中國》。文章貫串見聞與思想，生動好看。跟張北海同處一室工作的楊誠說，米勒知道老張把他這篇文章翻成中文發表後很高興，邀請老張到他在康州的田莊度週末。
2005年米勒去世，楊誠問老張，有沒有跟米勒談到他的前妻瑪麗蓮夢露，老張說：「當然沒有。我怎麼敢問？」不過老張提到，《紐約時報》出訃聞，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阿瑟·米勒當國際筆會主席的時候，奈及利亞作家索因卡（Soyinka）被關在牢裡，馬上就要被處決了。米勒去電營救，奈及利亞獨裁軍頭戈萬見到米勒的名字，就問，這個米勒是不是那個討了瑪麗蓮夢露當老婆的作家？證實之後，戈萬就下令把索因卡釋放了。米勒對這個「夫以妻貴」的事情津津樂道。他還表示，瑪麗蓮夢露若是地下有知，對這件事也會樂不可支。索因卡在1986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張北海在1981年《七十年代》集資時，當了我們的股東，1983年開始了每月定期寫「美國郵簡」專欄。他是我們作者中，最貼近和融入美國文化的人。中國作家阿城認為張北海的文章是一種特殊風度的雜文，說「文章一到了風度，就學不了啦」。
1979年我第一次去美國，就住在張北海家裡。他不像其他同事，住紐約郊區的獨立屋，他住紐約市區靠近聯合國的一間由工廠改裝的樓房。那時候，中國文革結束，大陸真相浮現，在聯合國工作的前保釣人士也分成兩派。一派仍然傾心擁護中國，另一派就傾向批判中國。老張比較不那麼「政治」，人隨和，跟兩派都能聊。於是幫我分別約兩派茶聚。
批判派在我面前不客氣地批評《七十年代》早幾年刊登一些旅外學者訪華後的媚共文章。郭松棻說：「我好久都不看《七十年代》。」我對於曾經誤導這些知識人，甚表慚愧。我覺得他們都是我的諍友。在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中，我和這些曾經的老保釣相互影響，一起提高了對中國的認識。
後來，《七十年代》開闢了一個每期由三人執筆的「自由神下」議政專欄。寫手都是這些在聯合國工作的朋友，金延湘（劉大任）、殷惠敏（楊誠）、彭文逸（水秉和），後來更換了余剛（虞光），再後加入不是在聯合國工作但也住紐約的嚴家祺。
「自由神下」專欄從1982年開始，一直維持到休刊號。對讀者和編者，都有很多啟發。他們有時也會或私下或公開向我提意見。楊誠就用其他筆名來信對編輯提出批評。我也照登。
張文藝與我同年，我們成了好朋友。他的侄女張艾嘉小時候住過他家，他來香港就住在張艾嘉家中。因此，張艾嘉也叫我叔叔。1990年她未婚懷孕，躲避記者，正好張文藝來，我們一起吃飯。我跟她說，我也是記者，你不怕嗎？她笑著搖頭。
值得一記的，還有其他作者。下篇再談。
失敗者回憶錄152：余剛、阿城和「炊煙」——我的作者朋友們（之二）
「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
作家阿城在《九十》休刊號上，除了說張北海文章有特殊風度之外，還推崇「自由神下」余剛的文章，說是「很天真地繞，結果繞出一個想不到的結論，是另一種風度」。
余剛原名虞光，物理學博士，後來也到聯合國當翻譯。他在1980年給我們寫過一篇長文《言論自由的原則與實踐》，通過美國近百年法院的判例，解釋美國言論自由的形成、受到的打壓、對社會的影響，繞來繞去，繞出了言論自由的重要原則。這篇文章我讀過多次，是我其後數十年寫文章的重要參考資料，而且也形成我畢生堅持言論自由的依據。
他在「自由神下」專欄寫了十多年，隨手翻出一篇他寫的《不遵守規則的文明》，講到美國、日本、台灣、大陸對交通規則遵守程度的迥異，最守規則的是日本，而中國大陸的任何城市則是無秩序之最。大陸人到了香港、外國，也不守秩序。文章最後，他從一位大陸出來的朋友口中得到答案。那朋友說，他的一生就是在克服各種規則中度過的：文革下放農村，就要想盡辦法克服各種下放的規則；回到城市，又想盡辦法克服種種限制出國的規定；到美國來，又費盡心思克服種種規定的障礙，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對於中國人來說，規則不是需要遵守的東西，而是需要設法克服的東西。
規則若訂得公平合理，執行規則一視同仁，那就是用來遵守的。規則訂得不合理，或社會有許多人有特權去不守規則，那麼一般老百姓也就視規則為需要克服的。這結論，實際上就是我們香港人覺得與大陸人不是同一種人的原因。
阿城自己也在《九十》寫過十多年專欄「筆記小說」，每篇1500字，很受歡迎。
阿城姓鍾，文革後是年輕人新畫派星星畫會成員，在1985年五月，突然在《上海文學》發表了中篇小說《棋王》，一炮而紅。《九十年代》在那年九月號轉登，引動海外關注，許多文化界朋友驚為天人。台灣著名小說家施叔青當時對我說，小說寫成這樣，我們都可以擱筆了。
1986年他到香港大學當訪問作家，導演徐克想把《棋王》搬上銀幕，我就約了阿城、施叔青、張郎郎、劉成漢一起東拉西扯了一個下午。後來徐克的電影沒有拍成，阿城又去了美國，跟張北海交上朋友。88年張北海有兩期因事沒能寫，就找阿城代寫「美國郵簡」。阿城交出第一篇題為《父親》，從他父親病重，他要趕回北京開始，談到父親一生的一些事情，我看稿時深感那文字的魅力，看完一遍之後立刻又再看一遍。我真是覺得可以列入中文教科書的範文。
文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說他父親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經22年賤民生活後，1979年母親打電話給他，說父親的右派平反了，叫他回家吃頓飯慶賀。那年阿城30歲，回家後父親問他怎麼看平反這件事。阿城知道這件事對母親非常重要，但他對父親說：「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
這段話，後來也成為我人生的啟示。2013年我出了一本《香港思潮》，在新書發布會上，我提到不久前有些對我過去經歷的批評和討論，有些批評是意見不同，那沒有關係，討論嘛；有些是偏離事實了，不過我也不準備糾正或辯解。我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怎麼說我，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怎麼看自己。事後想來，我這種說法的來源正是阿城那篇文章的啟示。
八十年代末，我邀阿城每期為我們寫一個短篇小說。他寫得平淡雋永，但讀到最後常會感震撼。比如有篇題目是《炊煙》，寫老張中年得女，他對老婆和女兒疼愛得不得了。有一天，老張的老婆抱著女兒，女兒把小手伸進老張嘴裡，老張一下子就給老婆一巴掌，女兒大哭，老婆大罵。老張呆住了。他進了醫院，兩天一夜，才說出話來。
老張回顧1960年大飢荒時代他餓得慌，餓到「肝裡的糖耗完。後來就出汗，後來汗也不出了。躺著，胃裡胃酸水兒，殺得牙軟。……後來，從肚子開始發熱，腳心、脖子、指頭尖兒，越來越燙」。這種飢餓的體驗，我相信沒有經歷過的人是寫不出來的。不過，老張說，「我沒死，……我醒的時候，見到遠處有煙……就別說怎麼才爬到了吧。到了。是個人家。我趴在門口說，救個命吧，給口吃的吧，沒人應。我進去了。灶前頭靠著個人，瘦得牙呲著,眼睛亮的嚇人 。我說給口吃的吧，那人半天才搖搖頭。我說，你就是我爺爺、祖宗，給口吃的吧。那人還是搖頭。我說，那你灶上燒的是什麼？那人眼淚就流下來，說，我操你個姥姥的耳朵……。我不管了，伸手就把鍋蓋揭了。水氣散了，我看見了，鍋裡煮著個小孩兒的手。」
小說結束。我看完稿，呆了好半天。故事留下懸疑：老張那時有沒有吃那小孩的手？記憶為什麼給他留下那麼大的心理創傷？我眼淚流下來了。
阿城不是每篇都那麼陰暗。但每篇都這麼不經意地寫出震撼人心的故事。我跟他維持了好久的友誼，直到前幾年我去北京還找他聊天。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