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權壓過黨權
南昌暴動以後，武漢的國民革命軍以殘忍程度不下於南京的手段清除掉共產黨，許多原本反對「清黨」的國軍將領，包括張發奎與薛岳在內後來都成了堅定的反共份子。不過汪精衛從來沒有真正控制過這些部隊，武漢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更是只能隨蘇聯顧問一起逃亡海外，暴力「分共」的責任實在是無法算到汪精衛頭上。
倒是手握軍隊的馮玉祥，能夠對第2集團軍裡的共產黨人採取「禮送出境」的政策，為自己未來與中共的關係留了一條後路。馮玉祥一如汪精衛，兩人的「分共」都是被時勢所逼，非來自於他們的主觀意志。然而有軍隊的馮玉祥可以選擇把共產黨員「禮送出境」，沒有軍隊的汪精衛只能看著表面上效忠他的部隊射殺那些他所器重的共產黨員，差別相當之大。
馮玉祥為什麼給共產黨網開一面？因為他對蔣中正始終保持戒心，認為北伐勝利後的南京國民政府勢必不會讓他永遠當「華北王」，為此馮玉祥必須給自己留一手，與華北地區的反蔣勢力保持聯繫。後來也確實如馮玉祥所料，蔣中正在北伐勝利後的國軍「編遣會議」上試圖消減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以及李宗仁的兵權。
於是馮玉祥又與閻錫山、白崇禧與李宗仁又串通起來在1930年對南京國民政府開戰，即後世所稱呼的中原大戰。這次又是張作霖的兒子，少帥張學良對中央軍伸出援手，東北軍緊急出兵北平，擊退了西北軍與晉綏軍，確保了蔣中正的獨大地位。過了一年之後，日本關東軍又引爆「九一八事變」，進一步削弱東北軍的力量，使蔣中正逐漸成為全中國最強大的軍事領袖。
看在汪精衛眼裡，蔣中正不過是一個軍閥，以手中的軍權壓過黨權。黨在部隊裡的組織被取消，政工也只被賦予組訓民眾或者政治宣傳的工作，不再如同北伐時代那般有凌駕於部隊主官之上的權力。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裡的地位不如汪精衛，甚至不如毛澤東，唯一能大權在握的就是讓軍權凌駕於黨權之上，沒有所謂的「黨指揮槍」，正如同郝柏村院長生前所言是「軍隊到哪，黨才跟著到哪」。
國民黨基層組織全滅
「清黨」與「分共」，讓國民政府得以擺脫蘇聯控制，逐漸改善與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是中華民國能在1927年到1937年實現「黃金十年」的關鍵原因。除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大日本帝國之外，沒有哪一個國家會願意跟類似伊斯蘭國的原教旨主義國家交往，若「國共合作」繼續維持下去，可能中華民國真的會提早迎接文革時代的來臨。
大方上向來講，「清黨」對中華民國與國民黨而言都是正確無誤的政策，只是採取的手段還是帶來了諸多副作用。蔣中正反的其實不只是共產黨與潛伏在黨內的左派，而是包括右派在內整個黨的組織。因此在南京國民政府「清黨」的過程中，其實許多右派反共黨員也是跟著一起被清掉的，或許只因為他們效忠汪精衛，或者不夠效忠蔣中正。
於是蔣中正失去了在基層社會上與共產黨競爭的能力，就算後來他扶持陳果夫與陳立夫的CC派來主導黨務，也沒有辦法彌補「清黨」所造成的損失。蔣中正靠著黃埔系成為中國最強的軍事領袖，卻始終沒有辦法統一全中國的軍隊，雖然日本的侵略幫助他消滅了許多地方部隊，但日軍攻擊的目標始終還是蔣中正的中央軍嫡系部隊，最終損失最大的還是他自己。
馮玉祥也不是白痴，他手下的西北軍在抗戰時多數投效汪精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建國軍的名義保存實力。等到日本戰敗後，國共內戰逐漸打出勝負之際，他們又大規模倒戈變成中國人民解放軍，成了壓垮蔣中正在大陸統治的最後一根稻草。雖然馮玉祥沒能活著看到中華民國政府被趕到台灣，但是從他對共產黨勝利做出的貢獻來看，他絕對可以被稱為「民革」的元老。
既然馮玉祥在國共分家的歷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地位，假若他當年選擇支持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沒有倒戈到蔣中正陣營，歷史又會如何發展呢？是否真如汪精衛預期的，建立一個國民黨一黨獨大但是又集體統治的中國呢？仿佛讓大陸在避免發生文革的情況下，直接過渡到今天經濟開放，政治保守的「榮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留到以後再談！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