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們的談話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號上。同一期，針對台灣人的「大陸熱」，作家柏楊也寫了篇文章說，「美國人跟台灣人比，美國人像白痴，台灣人妙計百出。但是台灣人跟大陸人比，台灣人就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他說的白痴和妙計百出，是指政治計算。美國人一切按規則辦事，實話實說，台灣人就較靈活。但跟大陸人比，大陸人用各種飾辭讓你相信他的鬼話。相信這些飾辭並以為可以改變共產黨的台灣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當時針對台灣的大陸熱，說香港人比較知道共產黨。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還是人大、政協，都只是與共產黨口頭合作，事實上資本早就移到外國了。將來如果能混的話，就跟你混一混，不能混就遠走高飛。他的朋友對他說，「第二次傻瓜我是不會再當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數來說，確實比台灣人更了解共產黨。因為大部分香港人是從大陸避秦而來的。柏楊在文章中說：「對中國的前途，都是距離越遠，所抱希望越大，也越樂觀；距大陸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觀。而留住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完全絕望。」
香港人從1980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以來，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於無奈接受九七主權轉移，部分有條件的人就移民外國，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邊工作一邊觀察形勢。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極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權力的民主體制。
是有傻瓜在中國每更換一個最高領導人時，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較多香港人會認同余先生1990年所說：「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文化受到極嚴重的挫傷。歷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個社會改變，因為社會結構是動不了的。但共產黨把所有生機、一切社會組織都毀光了，只剩下一個組織，就是黨組織，從中央一直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間組織都被毀掉，這樣的社會要恢復起來很困難。」
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現實，香港人大多數不會對中共在九七後一段時間的忍住手不干預有幻想，不會對江澤民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後，對中國民主化也沒有幻想。對一些民主派主張「促進中國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來越少。
至於後來香港年輕人奮起抗爭的堅強意志，倒是我那時想不到的。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