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拉（Dalila Kerchouche）成為一位雜誌記者，2004年，她出版了一本法文書《我的父親，那個哈金斯》（Mon Père，ce harki），引起法國社會的反響。達利拉於1973年出生於法國南部的哈金斯營地。在書中，她描繪了嚴酷而寒冷的營地，那裡的鐵絲網，饑餓、傷害、文化歧視和監獄般的管制。她的父母後來設法走出營地，到法國鄉村從事農業工作。
在孩童時期，達利拉曾經很熱愛並崇拜自己的父親，但到了反叛的少年時代，她開始鄙視和埋怨父親。在她眼裡，父親是不懂法語的文盲和農民，就因為他背叛了祖國阿爾及利亞，才使一家人陷入流落法國的不幸。
父親曾經為誰而戰？他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哈金斯？法國人怎麼看待我的父親？父親為什麼不能以常人的方式融入法國社會？他為什麼不知道他作為法國公民的權利？為了解答這些問題，達利拉追蹤父親的足跡，前往老家阿爾及利亞去尋求答案。回到法國，她重返舊時的哈金斯營地，並追問父親的歷史。
長期緘默而忍辱負重的父親終於開口了，他向女兒說出了當年險惡的局勢與痛苦的抉擇。女兒終於理解了身份卑微的哈金斯父親，並把自己的愛與尊重獻給父親。
「請不要損毀我們參與建設的國家！」
法國政府對哈金斯的公開承認遲來了幾十年。2001年，法國總統希拉克舉行儀式，定9月25日為「哈金斯國家認可日」，以表彰哈金斯為法國所做的犧牲，讚揚他們的勇氣與忠誠。2012年，薩科齊總統表態承認，法國要負起在戰時放棄哈金斯老兵的「歷史責任」。此後，法國社會出現了很多哈金斯協會，積極幫助哈金斯及其家庭融入社會。
應該說，能夠逃到法國的哈金斯及家屬還是幸運的。當年死於獨立戰爭的阿爾及利亞人高達150萬，而逃出來的少數哈金斯還能在異國找到一個棲身之所。但是，由於那個時代法國的種族主義嚴重，被連根拔起的阿國移民生活挫敗，遭受了嚴重的歧視、排斥甚至被虐待。
儘管早期哈金斯在法國的處境困難，但他們和其他穆斯林移民一起，為西歐的經濟起飛做出了貢獻。據統計，從1945年到1975年，移民工人在法國企業中占三分之一。可以說，沒有非洲移民，法國就沒有今天如此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近十幾年來，由於法國經濟停滯、科技的發展導致工作機會的流失，不少處於經濟結構底層的穆斯林移民面臨失業的困境。很多人淪為邊緣人，只能依靠社會福利生存。加上穆斯林移民大都居住在與法國社會隔離的城市郊區，語言文化的隔閡使之形成自我封閉的社會，很難接受世俗原則。
作為殖民主義遺留的產物，作為當今法國穆斯林的一部分，哈金斯及其後代感覺到自己被法國背叛和遺棄，但他們又無法回歸母國阿爾及利亞。在認同危機和種族歧視的雙重困境下，一些年輕人很容易被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激進思想所俘獲。因此，我們從巴黎郊區的縱火者、襲擊《查理週刊》的兇手那裡，都可找到哈金斯的子孫。
2005年法國發生騷亂時，熊熊火光燃及上百個城市。當時，幾百位北非裔的女性撰寫一封公開信給鬧事的移民青年，要求他們停止這場混亂，不要損毀其家人參與建立的國家。這些北非裔女性寫道：
「親愛的孩子，法國是我們的國家。請不要燒毀它！請記住，我們（移民）幫助建立了它。」
這封公開信不僅是寫給那些貧困的、被歧視被隔離的穆斯林青年，也是給法國主流社會的一個忠告。如同每年的「哈金斯國家認可日」一樣，此信提醒法國人和哈金斯的子孫：無論什麼膚色和信仰，法國是我們共同的國家，我們都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FT中文網，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