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擴展視野，我們才能瞭解那些被人遺忘的關於「哈金斯」的歷史，才能公正地認識當今法國穆斯林的狀況。
凡讀過卡繆的人，大都難忘他筆下的阿爾及利亞風情。正是北非的大海與陽光孕育了早年的卡繆，使他獲得豐富的創作源泉。但阿爾及利亞也是卡繆心中永遠的痛。
身為法國殖民者的後代，卡繆同情並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平等自由的鬥爭，是反對歧視穆斯林的先驅之一。但這位捍衛正義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很不幸地，在阿國反法獨立戰爭時陷入兩難困境。
卡繆車禍離世後不久，法國對阿國長達130年的殖民歷史也走到盡頭。卡繆的父輩曾從法國集體移民到北非殖民地，但在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前後出現了反向移民：幾十萬「哈金斯」（harkis）——協助法國殖民政權的本土阿爾及利亞人，在自己的祖國成了遭虐殺的物件，被迫在不受歡迎的情況下逃往宗主國法國。
蘇格拉底曾告誡我們：「道德的進步就是視野的進步。」人們對難民問題的無知與恐懼，往往是因為其社會歷史的見識不夠。只有擴展視野，我們才能瞭解那些被人遺忘的歷史，才能公正地認識當今法國穆斯林的狀況。那些被本國視為「叛徒」的阿國難民及其家庭，在逃亡法國後遭受了隔離、孤立和歧視等苦難。正如法國前總統密特朗所承認的：法國對哈金斯「忘恩負義」。
「沒有非洲就沒有21世紀法國」
密特朗總統還說過這麼一句話：「沒有非洲，就沒有21世紀的法國。」早在1950年，這位法國政治家就巡迴考察了非洲，認識到殖民地是法蘭西帝國存在的基礎。在對非洲的長期殖民統治中，法國收益頗豐。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許多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為法國的自由而戰，不少人犧牲了生命。
當時，法國殖民者把持著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和貿易，獲取了大量經濟資源——農產品和能源，但早期法國移民也有一些人生活貧困。例如，卡繆的家庭就是被稱為「黑腳」（Pieds-Noirs）的下層移民。卡繆曾說，他從來沒有從艱辛困厄的童年中「恢復過來」。不到一歲就失去了父親，卡繆與哥哥成為戰爭孤兒，與母親一起生活在阿爾及爾貧民區，飽嘗了困苦。
然而，即使是卡繆家庭一類貧苦的法裔移民，也屬於宗主國的成員，他們在殖民地仍然享有一些特權。例如，卡繆的母親獲得終身撫恤金，孩子獲助學金以及免費醫療的權利。這些優待，使卡繆能夠半工半讀至大學畢業。
當年輕的卡繆成為《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記者，到卡比利山區去調研，他才真正認識到當地土著穆斯林極端貧困的狀況。在《苦難的卡比利》的報告中，卡繆揭露了殖民當局種族歧視的罪惡。呼籲當局改善當地阿拉伯人的生存條件。
後來的形勢發展證實了卡繆的擔憂，法國殖民者的歧視政策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反抗，導致法裔和阿拉伯人相互報復，阿國人發動了長達八年的反法獨立戰爭。最終，法國政府被迫簽訂協定，承認阿國自決和獨立的權利。一百多萬白人殖民者捨棄幾代家業回國，阿國社會最終也因動盪而陷入崩潰。
因助法國，哈金斯遭報復逃亡
在1962年的停火協議中，法國要求阿國的FLN（民族解放陣線）確保：沒有人會因戰爭期間的行為在獨立後遭受報復。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眼裡，所有曾幫助法國的人都是不可饒恕的「賣國賊」。
當時阿爾及利亞大約有23萬哈金斯，即「親法國的穆斯林」。這些土著阿拉伯人效忠于法國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是真的認同法國，希望維持法蘭西帝國的存在；有的只是來自鄉村，因貧窮而應徵入伍，為了能在法國軍隊混一口飯吃。由於哈金斯是本地人，法國軍隊利用他們打遊擊戰，並搜集敵方情報。
FLN用血腥的殺戮報復曾為法國服務的本族同胞。據估計，被FLN用私刑處死的哈金斯及其家屬多達十幾萬人。其手段非常殘忍，包括活活燒死、閹割，用車拖死、或切成碎片喂狗。被處死的家屬中包括年幼的孩子。
想要活命的哈金斯必須逃離阿爾及利亞，然而，戴高樂的法國並不歡迎他們。當「黑腳」——下層法裔居民與法軍一起撤離阿國時，一些哈金斯就尾隨他們去法國尋求避難。
最初，戴高樂政府對這些「親法國穆斯林」的困境無動於衷，並下令阻止哈金斯跟隨法軍逃亡。但一些法國軍官不忍看到曾共同作戰的阿拉伯人被留在虎口，因此違背政府的命令，幫助哈金斯及其家屬一起出逃。
當時僥倖逃離阿國的哈金斯及其家屬大約有九萬多人，後來陸續逃出更多，最後人數多達幾十萬。
在兩個社會之間撕裂掙扎
帶著悲傷，憂慮和恐懼，哈金斯們拖家帶口渡過地中海，逃離了家鄉那惡魔般殺戮的煉獄。他們沒來得及喘息，就在一個陌生的國家開始了艱難的新生活。
其時，法國政府不肯承認哈金斯在法國的居留權與公民權利。這些北非人先被送到臨時收容所，然後被驅趕到偏遠的營地，用鐵絲網圍起來。在祖國，他們是被追殺的「叛徒」，在宗主國又被視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只能在兩個社會之間撕裂與掙扎。
由於哈金斯大都是文化低的體力勞動者，語言不通，無法融入法國社會，因此長期集體失語。這一段被遮蔽的痛苦歷史要等幾十年後，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才被以文字和影像公開作證的方式為人所知。
在法、阿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成長，這一類孩子成為優秀作家和藝術家的不少。他們寫作自己家庭的傳記，以文學和電影等手段，去探討前法屬殖民地移民和宗主國之間的愛恨情仇。
達利拉（Dalila Kerchouche）成為一位雜誌記者，2004年，她出版了一本法文書《我的父親，那個哈金斯》（Mon Père，ce harki），引起法國社會的反響。達利拉於1973年出生於法國南部的哈金斯營地。在書中，她描繪了嚴酷而寒冷的營地，那裡的鐵絲網，饑餓、傷害、文化歧視和監獄般的管制。她的父母後來設法走出營地，到法國鄉村從事農業工作。
在孩童時期，達利拉曾經很熱愛並崇拜自己的父親，但到了反叛的少年時代，她開始鄙視和埋怨父親。在她眼裡，父親是不懂法語的文盲和農民，就因為他背叛了祖國阿爾及利亞，才使一家人陷入流落法國的不幸。
父親曾經為誰而戰？他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哈金斯？法國人怎麼看待我的父親？父親為什麼不能以常人的方式融入法國社會？他為什麼不知道他作為法國公民的權利？為了解答這些問題，達利拉追蹤父親的足跡，前往老家阿爾及利亞去尋求答案。回到法國，她重返舊時的哈金斯營地，並追問父親的歷史。
長期緘默而忍辱負重的父親終於開口了，他向女兒說出了當年險惡的局勢與痛苦的抉擇。女兒終於理解了身份卑微的哈金斯父親，並把自己的愛與尊重獻給父親。
「請不要損毀我們參與建設的國家！」
法國政府對哈金斯的公開承認遲來了幾十年。2001年，法國總統希拉克舉行儀式，定9月25日為「哈金斯國家認可日」，以表彰哈金斯為法國所做的犧牲，讚揚他們的勇氣與忠誠。2012年，薩科齊總統表態承認，法國要負起在戰時放棄哈金斯老兵的「歷史責任」。此後，法國社會出現了很多哈金斯協會，積極幫助哈金斯及其家庭融入社會。
應該說，能夠逃到法國的哈金斯及家屬還是幸運的。當年死於獨立戰爭的阿爾及利亞人高達150萬，而逃出來的少數哈金斯還能在異國找到一個棲身之所。但是，由於那個時代法國的種族主義嚴重，被連根拔起的阿國移民生活挫敗，遭受了嚴重的歧視、排斥甚至被虐待。
儘管早期哈金斯在法國的處境困難，但他們和其他穆斯林移民一起，為西歐的經濟起飛做出了貢獻。據統計，從1945年到1975年，移民工人在法國企業中占三分之一。可以說，沒有非洲移民，法國就沒有今天如此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近十幾年來，由於法國經濟停滯、科技的發展導致工作機會的流失，不少處於經濟結構底層的穆斯林移民面臨失業的困境。很多人淪為邊緣人，只能依靠社會福利生存。加上穆斯林移民大都居住在與法國社會隔離的城市郊區，語言文化的隔閡使之形成自我封閉的社會，很難接受世俗原則。
作為殖民主義遺留的產物，作為當今法國穆斯林的一部分，哈金斯及其後代感覺到自己被法國背叛和遺棄，但他們又無法回歸母國阿爾及利亞。在認同危機和種族歧視的雙重困境下，一些年輕人很容易被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激進思想所俘獲。因此，我們從巴黎郊區的縱火者、襲擊《查理週刊》的兇手那裡，都可找到哈金斯的子孫。
2005年法國發生騷亂時，熊熊火光燃及上百個城市。當時，幾百位北非裔的女性撰寫一封公開信給鬧事的移民青年，要求他們停止這場混亂，不要損毀其家人參與建立的國家。這些北非裔女性寫道：
「親愛的孩子，法國是我們的國家。請不要燒毀它！請記住，我們（移民）幫助建立了它。」
這封公開信不僅是寫給那些貧困的、被歧視被隔離的穆斯林青年，也是給法國主流社會的一個忠告。如同每年的「哈金斯國家認可日」一樣，此信提醒法國人和哈金斯的子孫：無論什麼膚色和信仰，法國是我們共同的國家，我們都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FT中文網，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