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方面，中國的金融法規和審計規定未能步上美國規範，以致後續發生的阿里巴巴下市和抖音案，讓中國企業難以募集國際資金，這種基於文化與法律的規約將擴大為全球貿易的準則。美國推動的「印太經濟架構」便明確提出「公平及有韌性貿易」、「彈性供應鏈」、「基礎建設、乾淨能源及脫碳」、「稅收及反貪腐」四大要項，更有別於中國「不干涉內政」的主張。另一方面美歐也逐漸消解貿易問題， 例如：2021年空中巴士（Airbus）和波音公司（Boeing）擱置長達17年的補貼爭議，美國在貿易體系的重組讓中俄面臨面空前的壓力。
理解西方語境 台灣生存更需公民諒解
台灣要能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下展現主體性，仍需扮演符合美國利益的特定功能，才能取得對應的資源。以身陷戰火的烏克蘭為例，美國期許烏克蘭的作用能拖延俄國，讓歐盟國家有整軍經武的時間，因此只提供複合的情報網路和單兵級別的武器。同樣處於前沿的波羅的海國家雖已陸續轉型美制軍隊，但作為預警的功能，並不需要同波蘭的標準採購先進的F-35A戰機。美國基於烏克蘭經驗提供相近的訓練內容與軍購清單予台灣，相繼被美國取消M-109A6自走砲和MH-60R直升機，也同樣是配合美國印太戰略的功能性。
由於經濟議題能決定選票，台灣也得回應美國這方面的需求，畢竟國際政治的成效若不能化為國內政績，再宏觀的戰略也將難以為繼。波蘭能受美國重視，也是自21世紀初提供較低的企業所得稅，以滿足美國海外製造業布局歐洲所需，美國更因此成為僅次於德法的第三大投資國。台積電與鴻海分別赴美投資也是相同道理，拜登的「全球供應業重組」需要製造業和晶圓產業，這也是加深台灣參與美國及其盟邦脫鉤中國供應鏈的具體行動。
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對歐洲部分國家「搭便車」之舉頗有微詞，要求北約國家的國防預算超過2%的聲浪從未間斷。作為依靠美國安全體系而確保安全的地緣前沿國家，國家安全本非無償，為了生存而有所取捨，更需要成熟的公民社會理解西方文明的脈絡與價值體系。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