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黨綁架了國，愛國綁架了民族主義

對民主派來說，紀念六四、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很「愛國」了。但這樣「愛國」，中共是不算數的，反而把支聯會說成是「反中亂港」組織。

失敗者回憶錄145：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九七主權轉移前大半年，已經沉寂了二十多年的保釣運動突然間又再冒起。與1970年底由北美台灣留學生發動的保釣大不同，這次主要是香港民主派作主力，台灣的民間也有些配合，海外的響應就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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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陳毓祥時，他是關心社會的學生領袖，香港大學的學生會會長，是號稱「國粹派」的親中學生的主力。常與我這個左派刊物總編聯絡，邀約我去演講座談。大學畢業後，他進入香港電台，擔任時評節目的主持。打響了知名度之後，他辭職選立法局議員。因被揭發他當年的親中立場，在香港社會仍然瀰漫抗中意識之下，他參選落敗。1995年獲中共委任為香港地區事務顧問。

1996年的保釣，因日本右翼組織到釣魚台豎立燈塔一事而激發。但深層的原因，是面對即將來臨的主權轉移，香港許多政商人士都紛紛「忽然愛國」。從政的民主派想藉保釣表達「愛國情懷」。親中派在這個「愛國」比賽中也不甘落後。於是保釣就分成兩派，爭相以「反日」、「仇日」來表達。

華東水災，香港民眾慷慨解囊，向「祖國同胞」伸出援手，這是「愛國」了吧？但在中共眼中，也不算數，因為掌權者真正關心的不是受災的人民，而是權力，對香港來說，就是九七後的權力。

那時候，中共在香港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推倒1995年根據彭定康方案選出的立法局，而要成立沒有法律依據、由中共操控的臨時立法會。香港的民意普遍認為這是開民主倒車，民主派趨向予以杯葛。中共就以是否接受臨立會，作為是否「愛國」的準則。因此，愛國必須愛黨、必須擁護黨的政策，這就是唯一指標。

「擁護祖國行使主權」應該也包含對「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釣魚台行使主權吧！因此保釣的主力就是當時民主派的最大黨民主黨。

但第一次搶先租船出海到釣魚台、以陳毓祥為首的親中人士，是沒有組織的烏合之眾。據聞在日艦包圍下，無法靠岸，決定在釣魚台海域跳進海裡「宣示主權」的是陳毓祥。他和另一人遇溺後還是日本海上保安廳派直升機把他們救起。但他已經返魂無術了。運返香港後，親中派以「保釣英雄」的名義予以厚葬，靈柩覆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第二次租船出海，就由民主黨立法局議員何俊仁和曾健成擔任正副總指揮，另兩位立法局議員司徒華和劉千石隨隊出發。配合台灣的保釣，這次終於在釣魚台登陸，分別插上海峽兩岸的國旗。

香港民主黨主導的保釣運動，又發動罷買日貨運動，示威群眾衝擊了日本領事館。但如此維護中國「行使主權」的「愛國」行動，中國官方似乎並不領情。儘管中共官媒也略表示對釣魚台主權的立場，具體行動就十分謹慎。據了解，當時有高層指示：「要避免在不適當時機、不適當地點，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為什麼這是不適當時機呢？因為當時中國正與日本商討日圓貸款，日本已經承諾從1996年至1998年，共給予中國相當於53億5千萬美元的日圓貸款。它涉及四十項大型工程建設，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中國總理李鵬說：「釣魚島爭執，不希望影響日圓貸款。」

當時也正是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引起中共發動飛彈危機之後。中共高唱民族主義。余英時教授從三月到五月發表三篇長文，討論兩岸局勢，其中特別提出對民族主義的解讀，引起中共官媒點名批判。《九十年代》節錄了他的文章，我也打電話對他作採訪，最後問他香港在保釣中的表現，是否受民族主義的影響。

他回答說：「我懷疑。唱最漂亮口號，喊民族大義，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釣魚台問題，應該是政府間的交涉。民間動手，那是開玩笑。你去插支旗，就拿回來了嗎？」「罷買日貨，大概是五四之後號召的行動，那時就抵制不住，現在更不可能，因為市場是自由競爭決定的。衝領事館更不對。既違反中國『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的傳統，也違反了現代文明的規範。」

插支旗，或跳到海裡，當然不等於把釣魚台拿回來，但作為一種意見表達還是不能否定的。只不過與1970年底的保釣不同，那時保釣的產生有一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根源，1996年的保釣就有爭相表達「愛國」、近乎一場香港回歸前的民族主義鬧劇了。只可惜也附上犧牲一個傑出人物生命的悲劇。

失敗者回憶錄146：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保釣運動和我五十多年來的事業和心路歷程密切相關。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月刊，因支持保釣運動而聲名鵲起，吸收許多美歐和香港知識界的讀友，也引起中共高層的關注。《七十年代》從讀友群中挖掘了許多寫手，不少後來成為頗有影響的評論人。

《七十年代》最早支持海外第一波保釣，我因此被人稱為「老保釣」。

最早的保釣運動，帶動民族主義思潮，一度喚起了海外對國是的關懷和對中共政權的認同。其後雖對中共的幻想破滅，但持續的國是關懷就引動了對專權政治的批評。這種思想探索，既反映在我們的雜誌上，也引領我個人的反思。接下來這五十年，釣魚台的爭端時而發生，保釣運動也在香港和台灣陸續零星出現，而我在各次保釣發生時也沒有在輿論上缺席。保釣可以說是貫串了我幾十年來的心路歷程。

最早的保釣有一定的時代背景。那時台灣處於威權政治時期，和美國及西方國家普遍有邦交，關係良好，同大陸就仍處敵對狀態。中共是一黨專政，消息封鎖，外界不知道大陸真相，文革的口號卻迎合了西方反建制、反越戰的左傾思潮。留美歐的台灣學生，從台灣洗腦式的反共宣傳中來到西方，讀到不一樣的關於中國的報導，受到西方左傾思潮影響，因而對中共有幻想。

那時候釣魚台是美國佔領的琉球群島（即冲繩）所屬島嶼，本是無人理會的荒島，但有消息說那裡蘊藏豐富的海底石油資源，於是引起關注。1970年9月美日協議，在1972年將琉球群島交還日本，包括附屬島嶼。台灣國民政府基於處身西方陣營，受美國保護，沒有對美日協議作出反應。於是激起以台灣留學生為主體的保釣示威行動。國府的軟弱，與中共在珍寶島上與蘇聯強硬對抗相比，台灣留學生更增加對中共敢於「外抗強權」的好感。

當年的釣運不是全無效果。示威運動使美國政府在1971年10月表示，把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日本，不涉及對有關主權的主張，不因此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權利。

釣運目的單純，但其後發展成「統運」（中國統一運動），就使運動變質了。親中共的釣運主流派發生分裂。四人幫倒台，海外「文革」夢破碎，使運動從認同中共轉為重新認識中國。

1971年中共取代國府進入聯合國，1972年中共與日本建交。人們期待「保土」的目光轉向中共。但在中日建交談判中，中共不但沒有提出釣魚台問題，還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索償。毛死後，四人幫倒台，掌大權的鄧小平在釣魚台問題上，為與日本修好，就提出「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主張。但其時釣魚台海底石油的蘊藏被專家指為誇大，開發也困難，故「共同開發」根本是空話，「擱置主權」等同承認日本繼續擁有釣魚台的現狀。

這以後，保釣就是保衛一個孤懸海上的無人荒島，沒有實質意義，只有「愛國保土」的象徵意義。台灣在國際上缺少話語權，中共則無視民間訴求，保釣人士只能將矛頭直指日本。1996年發生以香港為主力的反日示威，和租船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的行動，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無感。帶頭者不少是想在九七後爭取中共「愛國」認同的從政人士，已經不是保釣的「保土」初衷矣。

對這種時代背景的轉變，《九十年代》1996年10月號作了透徹的報導分析。

2005年6月1日，中國與俄國互換《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中方承認了清朝與俄國所簽訂的四個不平等條約及1900年俄國強佔的土地，共144萬平方公里，面積等於四十個台灣。這個協定中國沒有向人民公佈。香港記者程翔因在報紙以筆名透露這個中俄密約，而被北京指控間諜罪，判刑5年。

但在台、港與大陸，保釣仍然有「保土愛國」的象徵意義。2010至12年，因釣魚台海域發生的一些小衝突，而引致香港和台灣一再出現保釣行動。我都有發表文章評論。

2012年我在《蘋果日報》社論的開頭，引用一位香港女網民的留言：「我是香港人，我只愛香港，我只關心香港土地。當香港土地被掠奪（為了供應大量湧來的大陸新移民居住），當香港下一代快被洗腦……當我們連香港人這身份都不容存在之際……我想問這些保釣團體，在這個香港關鍵存亡之時，為什麼還幫中國自瀆？打著法西斯政權的旗幟（指中共國旗）代表香港出醜？？」

我寫道：「有人會說：保釣行動顯示我們愛國但不愛黨，也顯示我們真愛國反射中共不是真愛國。但實際上，我們的國早已被中共（黨）騎劫（劫持）了。對殘民以逞的國家，揮國旗、唱國歌並非表示愛一個民權之國，而只表示愛那個極權。黨綁架了國，愛國綁架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綁架了保釣。」

2018年，一位中國退伍軍人殷敏鴻向外交部詢問：「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沒有簽署過放棄中國國土『唐努烏梁海地區』的協議？」覆函是「你申請的訊息涉密，不屬於政府訊息公開範疇」。殷敏鴻到法院控訴外交部，法院駁回，不予立案，並指根據刑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這表示，若中國人知道中國實際版圖，可能會被追究刑責。

訊息傳開，有網民說被嚇得半死，立刻從牆上把中國地圖拿下來燒毀，以防因為洩漏國家機密而獲罪。

我也寫了篇文章指出：「退伍軍人殷敏鴻以為他曾經是負有『保衞國土』責任的軍人，就有權知道國家的版圖。錯了，國家不是你的，你只是被騙去保衞別人土地的奴隸罷了。」

這是我自1970年以來所見「愛國保土」的現實教訓，我相信稍有頭腦的人都很難沒有這種醒悟。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