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10 月 4 號，蘇聯發射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 (Sputnik I)，率先進入太空時代。此舉讓冷戰勁敵美國措手不及，意識到蘇聯已經在太空科技超越自己。雖然史普尼克在繞行軌道三個月後便在重返大氣層途中燒毀，但早已在西方集體意識中留下難以磨滅的恐懼。英文字典中保有「史普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 一詞來描述這種國家層級的驚恐。
從此，美國便無時無刻提防另一場史普尼克危機。隨著中國的崛起，這股危機意識更達到冷戰結束以來的高點。可想而知，這類國家級的危機感對於非超級大國 (Superpower)的台灣十分陌生，但眼看台灣半導體產業逐漸成為足以左右全球軍備競賽的樞紐，或許台灣的「史普尼克時刻」就是：為何台灣無法利用其半導體優勢打造世界一流的軍工業？
為了避免另一場史普尼克危機，美國國防部在 1958 年成立了高等研究計劃署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後更名為今日大家比較熟悉的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DARPA 旨於資助革命性的研發以達到先發制人的優勢：與其被競爭對手的科技優勢攻其不備，不如透過革新技術典範 (technology paradigm) 來確保自己的領先地位。DARPA 半世紀以來對於美國軍事科技的顯著貢獻也讓許多國家試圖仿效其成功模式。台灣也不例外。
「國防自主」缺少由下而上的創新
2016 至 2017 年間，台灣國防部曾著手規劃「台版 DARPA」國防科技發展室，意圖透過每年 30 億台幣的預算結合民間科技的研發能量，達到國防科技產業化。不幸的是，此計畫沿路受到重重阻礙，最後胎死腹中。其中一大阻礙便是大多數人對 DARPA 模式的誤解：除了誤認 DARPA 為某種軍火買賣單位外，最大的反對聲音認為台灣的國防預算與資源無法匹敵美國，因此沒有本錢承擔研發結果不受軍隊青睞，更無法承擔研發失敗的後果。依此論述，台灣國防科技研發已有中科院擔當，無需畫蛇添足。
台版 DARPA 的失敗反映出了台灣推行「國防自主」的迷思：所謂國防自主不應是一條政府與現有軍工體系主導的單行道，而是建立一個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轉移、產品開發直至新創投資等環節的完整生態系。筆者觀察，目前台灣國防自主仍注重於兩條主要脈絡。一，透過從上而下 (top-down) 的政策（如潛艦國造）將台灣電子製造業納入軍工體系。二，仰賴現有國防供應商（如漢翔）帶頭將台灣帶入國外軍火供應鏈。雖然政府正確的意識到引入民間科技產業所帶來的潛能，但忽略了由下而上 (bottom-up) 的創新。目前中科院仍擔當了國防科技研發與技術轉移的中流砥柱，但民間在此環節反而投入有限。
少了由下而上的創新，台灣國防產業只能遵循既定脈絡發展，不但難以突破國外廠商早已掌控的技術與定義的標準，更難以締造新的應用場景，進而衍伸出新的戰術與作戰準則。開啟美軍無人機時代的掠食者無人機 (MQ-1 Predator) 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73 年，以色列空軍要求國營國防企業 「以色列航太工業」(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IAI) 研發出一款能誤導雷達的誘餌無人機，但工程師 Abraham Karem 在開發的過程卻意識到無人機不單能作為誘餌，更可攜帶飛彈執行攻擊任務。可惜的是，IAI 緩慢的步調與對攻擊型無人機的保留態度讓 Karem 憤而移居美國，並在1980 年獲得 DARPA 的支持成功開發出無人機 Amber — MQ-1 的前身。
「軍民兩用」已成國防科技發展方向
由此可見，DARPA 在美國軍工業生態系中負責推進這股由下而上的創新力量。有別於多數人的認知，DARPA 本身並沒有研發設施，而是透過招標與接受民間提案的方式來資助科研，充分利用民間的研發能量。為了確保組織持續創新，DARPA 底下的 100 多個專案經理都是來自產學界的相關領域專家，並且只能任職 3～5 年。同樣，DARPA 資助的 200 多個專案只為期3～5 年。
DARPA 最大的特色在於它並非針對軍方的直接需求而打造，而是針對未來有可能革新軍事科技與作戰方式的概念進行探討與驗證。在初階段，有些概念甚至看不出軍事用途。就此而言，DARPA 更像是一個軍民兩用的研發資助單位。事實上，DARPA 在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中功不可沒：網際網路、GPS 、超大型積體電路 (VLSI) 皆源自 DARPA。延續半導體摩爾定律的關鍵 FinFET電晶體結構也是DARPA 計劃的產物。
儘管如此，美國國防產業也有其挑戰。國防科技創新不能只靠 DARPA 進行的基礎與應用研究，技術轉移與商業化的環節亦十分重要。傳統軍工業緩慢的產品開發速度已跟不上民間科技的進展腳步。誠如美國防部在觀察 Starlink 如何快速透過一個簡單的軟體更新阻止俄軍干擾信號後所言：美軍本身無法反應如此迅速。加上成本的考量，美軍日益趨向於採納商用現成 (Commercial-off-the-shelf, COTS) 解決方案。
台灣創投應扮演關鍵角色
過去，承接 DARPA 案子的民間單位往往擔當將技術商業化的角色，但不時面臨後續資金投入不夠，難以開發出成熟產品的挑戰。同時，美國大型國防承包商主導的軍工業受限於組織慣性與既得利益，對於創新多少有幾分抗拒。碰巧的是，兩股趨勢正在為此瓶頸帶來轉機：一，如前述，國防科技正邁向軍民兩用的發展方向。二，科技產業整體正走向橫跨軟硬體的多領域整合，拉高技術與投資門檻。在這節骨眼上，相應而起的新類型創投將扮演關鍵角色，也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在新一波軍備競賽與科技民族主義的推動下，美國已開始出現佈局軍民兩用科技的創投。
對正在發展太空這個深具軍事戰略意義產業的台灣，正是類似創投起步的時機。企業創投在其中的角色也值得深入探討。某種程度上，DARPA 模式在台灣的移植失敗不只是國防問題，更反映出了台灣普遍對於風險投資的保守態度。雖然國防科技發展室原訂預算遠不足 DARPA 30 億美元的配額，但若企業與創投在基礎科研到產品商業化這段路上能搭配政府計劃形成一個完整的軍民兩用產業生態系，台灣國防與科技產業將來到新的突破。
＊作者筆名曉楓，任職於歐洲某智庫，長期觀察國際事務，作品經常發表於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