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把新聞蕔導中的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的主題不同，以及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等場合不提抗疫，看成李和習對黨國當下是抗疫還是經濟優先有很大分歧，所以前者強調救經濟，後者強調維護動態清零。但其實，這只是兩次會議著眼點不同而已，不能把政治局會議和李掛鉤，把常委會和習掛鉤。因為這兩次會議二人都參加，且習還是主持人。李不在自己主持的專門會議上談疫情也很正常，因為這些會議研究的是經濟和就業，而非疫情。
還有媒體蕔導中國的地方政府和部門集中學習「李克強總理在農業農村部考察並主持召開座談會時的講話」，或者轉載李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以此證明李的勢頭在上升。如此解讀更牽強。因為地方政府和部門學習某位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或者轉載他們主持的會議和署名文章，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沒有任何特定含義。如果要從這類事情中找根據，除習之外的六個常委在地方政府的社交媒體上都能發現一大把。
至於《華爾街日報》在蕔導中提到中國政府最近放鬆了對民營科技公司的監管整頓，放寬了對房地產開發商和購房者的貸款限制，以及采取行動幫助一些制造企業復產復工，把它們說成在李的影響下才這樣做的，這很可能是真的，但最多只能說，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議，被習採納，而非李強行要習接受；或者充其量顯示他們兩人存在政策上的分歧，但這種分歧遠未到路線鬥爭的程度。因為路線鬥爭代表的是對國家發展方向的不同看法，或者對某個攸關國家和黨的前途的重大問題和事件有根本分歧。李即使在這兩點上有他的個人看法，他也不會公開表達出，和習形成衝突。
第二，從李的個性看，他也不是個收拾殘局，或力挽狂瀾的人。
李受過現代經濟學和法律的學科訓練，他有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學者，當然，作為一個領導人，有此知識背景和素養也是很可貴的，尤其在中國的領導幹部多為理工科背景或者假博士的情況下，經濟學和法律的學術背景，讓李比起多數中國領導幹部來，更尊重經濟規律，重視民營經濟和私人產權，主張按程序辦事。這些都是李的優點和長處。
但是李有時在政策上也顯得過於謹慎保守，缺乏他這種地位的領導人應有的膽識和氣魄，不敢去嘗試。在這方面他不如他的一些同僚。比如他力主在中國推行城鎮化，而非城市化，兩者雖一字之差，卻有本質區別，事實亦已證明他的城鎮化戰略是不符合中國現實以及經濟規律因而不成功。李還做過幾個地方的封疆大吏，但他的小心謹慎使他沒有給人們留下印象深刻的政績。他做總理後打下他印記的政策主張，似乎也只有放管服改革，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之類。這是李在政府報告或重要經濟會議上必談的，已成他的遺產，可卻激不起人們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