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出版時究竟與60年代《文星》的風行情境又大異其趣，當年的台灣有「文化沙漠」的稱號，世界的思潮被關在門外達20多年，《當代》不但要追索、彌補失去的空白，還要努力與國際同步，走向世界。80年代中期之後，政治壓力還在，但收斂很多。
我編副刊的3年，〈人間〉已達言論開放的極大化，衝破諸多禁區。報紙的副刊既有文學、文化，又有評論，基本上已滿足了讀者的需求，再出一本文化刊物，能不能與大報爭雄而領風騷當然是疑問。用我們的交誼與人情，固然能夠撐一段時間，長程出版必須有更不同的策略與計畫；當初的打算就是傾我們兩人全力，用最經濟的人力達成最大效益。創刊之初，承一位老友介紹，幫一位商人成立出版社，用我的關係出了不少暢銷書，生意人是大賺了錢，對《當代》財務卻沒有幫助，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有文化理想，合作不歡而散，便宜了那位生意人。在這種情況下，《當代》之出現，或許可以賭一賭得不得到機會之神的餘光一瞥？更難的是，看看有沒有供知識階層閱讀的刊物之可能空間？ 我們是充滿信心能編出一本獨特而有風格的雜誌。
＊作者金恆煒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文翊曾仼中國時報副刊編輯，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