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我們之所以敢辦雜誌，當然有自己的理念，以我們所積累的知識、專業、經歷和人脈，有把握編出獨樹一幟的雜誌；尤其拜副刊3年之賜，有龐大的作者群以及無數的金頭腦支援。我們深入了解全球思潮，也深悉台灣學術、文化生態，知道國內國外什麼人在從事什麼研究及書寫。《當代》透過知識、文學、學術思潮的評介，不只能打破僵斃的黨國文化，同時打開國人的視野，與全球對話。
《當代》雜誌的特色之一，就是每一期推出各種各類的〔專輯〕」，有時一期不只一個。每一「專輯」的題目、內容和執筆者都必須集思廣益而後定奪，不但有力道、有歷史與現實意義，重要的是找到當行本色的人寫；而且諸條件必須具備。「專輯」的設計其實是承接〈人間〉副刊而來，《當代》可說是〈人間〉副刊的深化、學術化、廣化版；是提供給對知識有興趣、有好奇心的讀者。從創刊號的〔傅科專輯〕到最後224與225期合刊的《高中歷史課綱大體檢》與《中國崛起與威脅》，都是。《當代》總共製作了兩百多個專輯，真是一步一腳印。
《當代》創刊於1986年的5月。1986年就是民國75年，這是關鍵年代中又具特別意義的一年，是解凍前遙遠的呼聲。這一年發生的幾件事，不但形塑台灣新體制，也從而徹底翻轉台灣既有的結構；「蛻變」就是從此開始。
- 5月1日，一群文化界、學術界的人士共同創辦《當代》，這本標舉文化、思想大纛的刊物；甫出刊就有其一定的意義與象徵。
- 9月28日，130多位「黨外」人士不顧戒嚴令的黨禁正式成立政黨，民主進步黨以「低調」方式啼聲，提出政綱與組織架構。公開向國民黨的權威挑戰。
- 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令》及《動員戡亂時期民間社團組織》2項政改議題。30年的戒嚴體制即將終結。
- 接下來的1987年7月，台灣地區正式解嚴，11月開放「大陸」探親，到12月3日報禁解除，1988年蔣經國去世；喪鐘敲開一扇全新的大門，台灣也進入多事之秋。
《當代》創刊伊始，台灣還處在戒嚴的鐵屋裡，經濟儘管發達，文化卻依然寂寂，黨外雜誌雖風行一時，「雲從龍、風從虎」，基本是為政治服務，文化、學術不是主菜。從《文星》查封（1965年12月）之後，台灣就沒有一本以文化為號召的刊物，《當代》的問世，可以說打破了《文星》之後文化刊物的「天荒」。
《文星》當然是文化刊物，不像《自由中國》用政論掛帥，秉持自由主義精神一意追求民主制度的建立，遂而直接抗衡蔣家， 最終導致被封、被抓的悲劇；但種子播下，點燃的是希望的火種。李敖接辦《文星》，《自由中國》的殷海光成為政論導師，這就是傳承。《文星》以教育界為靶心：一方面教育是文化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另一方面直攻教育，目的在避政治敏感之鋒。李敖文字尖銳異常，用字極刻薄之能事，有人暢快、有人厭惡，引發了不少官司。李敖曾向殷海光抱怨：「雷震搞新黨」，造成人被抓、雜誌被封，言論自由被國民黨收回去」，所以「新黨運動對傳播思想而言，是一種連累……」。《自由中國》存活11年，最後雜誌被封、人坐牢，就是殘酷的前車之鑑，聰明如李敖，當然不會攖其鋒。問題是李敖難道不知道《自由中國》終究會被封？《自由中國》反蔣介石「三連任」，就是反蔣王朝的建立，已是罪不能赦，組黨只是罪加一等；無論組不組黨，蔣政權依然會下重手。國民黨在雷震組黨前夕抓人，就是趕在政黨成立之前結束《自由中國》，否則蔣政權要剿滅的不僅僅是《自由中國》發行人而已， 而是反對黨黨魁，不只難度增加很大，政治成本也會很高，後座力恐怕更難以承受。李敖沒有組黨，下場與雷震有不同嗎？50年代後，雷震早預言：蔣經國才是關鍵。《文星》關門是蔣經國的傑作，應驗了雷震的斷言。
李敖掌《文星》後，沒有任何政治行動，思想上、言論上與國民黨對著幹，戳破黨國種種謊言，國民黨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認定是《自由中國》第二 ，非除之而後快。警總「查禁」《文星》第90期 ，這是先手。第98期社論〈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刊出後，正式「勒令停刊」。李敖執筆的社論，副題是「以謝然之先生的作法為例 」；謝然之是國民黨四組（文工會前身）主任。事起於謝然之指控《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 駐歐特派員劉岩為中國遊說，引發余紀忠用社論反擊，要求「謝然之交出證據來」。李敖不諱言是利用余紀忠與謝然之交鋒而「趁火打劫」，打的固是謝然之，火燒的可是「蔣家樓」，指控「一黨專政」下紊亂了「國法黨限」。文星就此被封。《自由中國》背後有胡適，《文星》老闆蕭孟能老爸蕭同茲，擔任中央社社長從中國做到台灣達18年之久，後出任國策顧問、中評委，與黨政水乳交融。《文星》遇難，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張群暗中與黃少谷、黃杰密謀，聯手說服蔣介石；黃少谷說，蔣介石對蕭同茲，「百分之百信任 」、對蕭孟能，「半信半疑」、對李敖，「完全不信任」；在「自家人」的敵我之判下，蔣似乎願意鬆手，讓《文星》「改組」， 由蕭同茲完全負責，「改組」的人手也內定了。蔣經國卻堅決斬草除根，搜查《文星》資料庫於前，然後抓人。蕭同茲見勢頭不對，「引刀成一快」，要求蔣介石准予「停業」，以求全身而退。蔣經國對付媒體，決不手軟，封《自由中國》、封《文星》，一路下來， 始終如一。
《文星》之後，台灣20多年來為什麼沒有一本文化刊物？原因當然可以很複雜，化繁為簡的用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市場與廣告的闕如，而這不但與台灣文化胃納的隘窄有關，同時受整體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影響。純文化刊物沒有賣點，有權有勢的大報社要出周刊、辦雜誌都不是小事，「輸人不輸陣」，講究門面外，編輯部組織架構必須完備，編輯、記者、攝影、校對及其他工作人員要充裕，分工較細，薪水不能在水準以下，砸重金卻很難符合成本會計。除非不計虧損，像聯合報社出版《中國論壇》，目的在網羅 / 統戰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國論壇》的言論當然比《聯合報 》寬，但到底與國民黨一家，處處設限，不敢冒政治的風險 。舉個例子，張忠棟寫了〈胡適心目中的民主與反對黨〉，雖然民進黨已成立，雖然蔣經國已宣佈解嚴，但《中國論壇》 社長楊選堂仍不敢登，作者火速轉給《當代》刊出。當時張忠棟沒有告知原委，過世後《當代》特別為他舉辦弔唁會，楊選堂應邀致詞時透露此事並致歉，我當場表示後來我們刊出了。《中國論壇》不能、《當代》能，這就是黨、民媒體的不同。
《當代》出版時究竟與60年代《文星》的風行情境又大異其趣，當年的台灣有「文化沙漠」的稱號，世界的思潮被關在門外達20多年，《當代》不但要追索、彌補失去的空白，還要努力與國際同步，走向世界。80年代中期之後，政治壓力還在，但收斂很多。
我編副刊的3年，〈人間〉已達言論開放的極大化，衝破諸多禁區。報紙的副刊既有文學、文化，又有評論，基本上已滿足了讀者的需求，再出一本文化刊物，能不能與大報爭雄而領風騷當然是疑問。用我們的交誼與人情，固然能夠撐一段時間，長程出版必須有更不同的策略與計畫；當初的打算就是傾我們兩人全力，用最經濟的人力達成最大效益。創刊之初，承一位老友介紹，幫一位商人成立出版社，用我的關係出了不少暢銷書，生意人是大賺了錢，對《當代》財務卻沒有幫助，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有文化理想，合作不歡而散，便宜了那位生意人。在這種情況下，《當代》之出現，或許可以賭一賭得不得到機會之神的餘光一瞥？更難的是，看看有沒有供知識階層閱讀的刊物之可能空間？ 我們是充滿信心能編出一本獨特而有風格的雜誌。
＊作者金恆煒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文翊曾仼中國時報副刊編輯，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