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都是單一國體制的英國、日本與法國，均大幅度提升地方自治團體的功能與權限。且不說，英國本來就是地方治理的國際引領者，蘇格蘭、北愛爾蘭與威爾斯的自治政府享有寬廣的自治權，日本自2000年以來，學界與實務界均已承認地方自治條例效力得優先於中央法律的「上乘條款理論」與「橫出條款理論」；就連向為典型中央集權的法國，2010年與2016年兩次立法，將事務權限與財源授與「大區」。讓大區可以有更大的空間去推動創新政策，強化治理能力，且協助中央政府增進國家競爭力。
第三、忽略中央政府負「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的舉證責任。
萊豬案的最大爭執點在於中央與地方針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中「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的見解不一。然而，本號判決卻僅以「系爭安全容許量標準具全國一致之性質，屬中央立法事項」而一筆代過。法律解釋除了有文意解釋外，尚有體系解釋、目的解釋與歷史解釋；本條中特別標明「根據國人膳食習慣」，課予政府負有從我國人民飲食環境與慣行出發的風險評估義務。換言之，僅僅援引國外立法例或國際標準，均不能符合法定義務，這也是17個地方自治團體所難以接受中央衛福部作法，進而願意維持原本「零檢出」的規定(目的解釋)之原因。另外，參照同法第4條第1項規定，中央政府在為食品安全管制時，必須要先進行風險評估，以滿足民眾「知的權利」(體系解釋)。但在萊豬案，民眾事前根本就不知道要開放，事後也僅聽到中央政府跳針說「為了促進國際貿易」，至於是否符合國人膳食習慣則難以聽聞回覆。可惜的是，本號憲訴判決中，大法官依然沒有明確指示中央政府針對「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估」的客觀舉證責任；更需強調的是，食安法第15條課予中央政府是法定義務，因此，大法官不得僅以寬鬆的合理關連性審查，而是至少為中度審查。
第四、錯誤創設「禁止實質外溢效力」理論。
按大法官的意旨，任何地方自治條例的規範效果與適用結果，若是有對行政區域外民眾產生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的效力，就屬於跨域效果，不能專屬於該地方自治條例，自不應完全交由各地方自治團體自行立法並執行。本文認為連地方自治條例都不可以有這種「實質外溢效力」，地方行政機關的單方行政行為，包括：行政命令、行政處分、行政指導、資訊提供與一般指引(soft law)，當然也不可以。本文能夠理解大法官的初衷在於，避免地方自治團體意圖形式上通過地方自治條例，去干涉其他地方自治團體的事務處理（例如，通過都更自治條例去限縮或放寬區域外都更單元享有的容積率）。但每個地方自治團體本來都對於其行政區域內享有總體管轄權，不容同級或下轄地方自治團體干預。在本案中，所謂的實質上對區域外住民造成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的效力，更是令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到底臺中市「瘦肉精零檢出」為什麼會對其他縣市（如高雄市）有直接、密切之實質影響？「直接實質影響」的範圍、程度、效果，根本就不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