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死記」也是「史記」:《胰臟癌探戈》選摘(2)

2022-05-20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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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是「死記」也是「史記」》的書寫過程中,並沒有受馬爾侯《反回憶錄》的影響,臨到寫〈前言〉時,才想到馬爾侯的回憶錄,才覺得我有與他一樣的進路,都屬另類,而且我不能說自己站在「歷史的高度」,但我們確實是經受那歷史的擦邊球;「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是我書寫思惟的充分寫照。不過,個人傳記總脫不開歷史。我的「死記」或「史記」沒有虛構的成分,也不像法拉奇那樣是以訪問當歷史紀錄。我學歷史出身,在媒體工作幾乎一輩子,又寫政治評論,我是用我掌握的書信、資料、長期觀察與經驗,鋪陳70年代到2000年之後的台灣大歷史,把「個人」當成解開「戒嚴史」的鑰匙,或者說,透過我們自己的經歷看戒嚴到解嚴體制的運作;「個人」也就不是孤單的獨立事件。我重視任何個人的回憶錄, 一本一本回憶錄才能構成歷史記憶,這本書自也受惠於回憶《中時》的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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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到那張政治大網無邊無際的籠罩在每個機構、每個人,尤其媒體與媒體人完全逃不出戒嚴體制的手掌,我把我的「死記」放入台灣的「史記」中,唯一對抗武器就是自我選擇, 所謂「自我選擇」是不是擺脫了「命運」的安排?難說。我1982年放棄美國生活接受余紀忠的邀約,那是生涯中大的選擇,86年決定辦《當代》,同樣是勇氣的抉擇,這兩個決斷, 事後來看,都算OK。美洲《中時》1984年關閉,83年我不接受新職返台,後來如何發展?不能逆料。回台後巴著《中國時報》不走?最終是dead end。《時報》即使不賣給「旺中」— 法院認證的「紅媒」,(見《中國時報》控告羅文嘉案)以余紀忠抗拒本土化潮流的心態,(詳見下)勢必逐漸會淪為「中國」的尾巴報,這是有跡可尋的;有格調的媒體工作者不可能自甘下流,誠如《紐約時報》主筆William Safire所說 “Why take a step down?”。從駐美、「回台」到創辦《當代》,是我們人生的關鍵轉捩點。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多次提到很多機運之於成敗的重要性,但更強調「自由意志」是重中之重:「命運主宰了我們一半的行動,另一半—或者不到一半—則留給我們自己做主。」天賦分配與社會偶然條件本來就無公義可說;我們自己能做主的就在選擇,在懷疑論看來,人生就活在命運與選擇之間;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感慨表示:「我認為所有的選擇都是痛苦的。」得了絕症,命運主宰一切,有時連選擇權也被剝除, 如此而已。

與《胰臟癌探戈》同時再版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兩書其實可看成政治光譜的連續體。《面對獨裁》雖然主角是胡適與殷海光的3次諍論,但幾乎涵蓋台灣50到60年的政局,《是「死記」也是「史記」》則透過我們的的媒體生涯鏤刻蔣家政權對媒體控制下的烙印,尤其70年代到台灣民主化之間蔣家特務體系的政治操作。從我接編「人間」到創辦《當代》,在文化上開出一片新土同時也反映了另一種景緻。或許本書還有一個私願,《當代》已有人研究,我們3年的副刊耕耘,不容副刊史或雜誌史的刻意留白或扭曲,那些有意「取消」我們在媒體上取得成績的,正是我們書寫這兩本書的另一動力。這本回憶錄留下「印記」,也是我們的「史記」。

最後補充一下,這本《是「死記」也是「史記」》嚴守「臨文不諱」的書寫原則,無論親疏長幼,全不加尊稱。其次,本書不是學術著作,所引文章、書目沒有特別註明出處,但都有文獻可徵。特此奉告。

20220519-《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書封
《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書封

*作者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文翊曾仼中國時報副刊編輯,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本文選自2人合著之《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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