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是音樂、青年文化與社會反抗的有機結合的時代，是搖滾樂的永恆迷思與永不熄滅的思想根源。
七○年代承接六○年代的是：特定音樂類型表達了年輕人的焦慮與慾望並形塑他們的認同，而構成青年文化的一環，但與六○年代不同的是：缺乏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支撐，以致於難以產生實際的政治效果。
從七○年代末的「搖滾對抗種族主義」開始進入八○年代，音樂人有意識地通過音樂進行組織、動員群眾來開展社會鬥爭，尤其是形成大型慈善演唱會的新音樂政治──這又讓音樂的社會批判開始膚淺化與表面化。此外，在八○年代的英國，工黨成立了「紅楔」（Red Wedge）來結合搖滾樂以組織樂迷參與政治，卻淪落成音樂人為政黨背書。
九○年代到本世紀初，則是前述兩種發展路線的各自演變：一方面是各種以音樂行動來推動社會前進的努力，如“Rock the Vote”、鼓吹女性意識的“莉莉絲音樂節“（Lilith Fair），“Live 8”、“Live Earth”；另一方面，新的音樂類型蘊含了不同的青年文化和豐富的社會反抗內涵，特別是嘻哈世代與電音世代。更重要的是，新的時代矛盾出現了：全球化/反全球化，以及伊拉克戰爭與反戰運動，乃至2011年以來的全球各地青年抗爭。這是六○年代以來搖滾行動主義的新高潮。
5.
我們很難賦予搖滾樂的論述及實踐固定不變的含意；搖滾樂的可能性端視其社會脈絡，以及創作者與閱聽人的互動，所以毋寧將其視為一個自主文化與文化工業不斷鬥爭的場域。創作者可以通過不同的詞曲、表演方式，以及實際社會行動召喚出不同的行動主體，如女性、同性戀、工人、少數族群的文化及政治認同，以及進一步的社會實踐。雖然商品邏輯又會進一步反噬這些獨立創作，但鬥爭是持續不斷的。
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
對於這個問題，當衝擊樂隊在T恤上寫下「未來尚未被書寫」（The Future Is Unwritten）時，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們也的確讓後世的樂隊如此相信──起碼Tom Morello在第一次看到衝擊樂隊表演時，就認為他們讓所有人覺得這個世界可以被一首三分鐘的歌曲改變，而這也成為他自己的永恆信念。
但是，同樣出身自龐克時期，也一向積極參與社會議題的英國歌手Paul Weller卻說，25年前，他深信音樂可以改變世界，但現在他已經不確定搖滾明星是否可以改變任何事，除了閱聽者個人的思想。
Paul Weller既是對的也是錯的。搖滾樂的確可能，也只能，改變個人的信念與價值，但這正是許多社會變遷的基礎。因為是人們的價值變遷構成了社會的進步。
英國左翼歌手Billy Bragg的答案可能更精準：「藝術家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銳地提正確問題，閱聽人才是改變世界的行動主體。」
是的，搖滾樂或許從來不能掀起革命，但當搖滾樂抓到了時代的噪音，這些音樂將不斷在被壓迫的人們的腦袋中迴響，將不斷在反抗的場景中被高唱。
尤其，任何政治行動、遊說或抗爭，都必須來自群眾的參與，而搖滾樂──不論是一首歌或一場表演，都可能改變個人的信念與價值，鼓勵他們參與行動。
當搖滾樂去感動人心、改變意識，並結合起草根組織的持久戰，世界就能被一點一滴地改變。
＊本文為《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印刻出版）十周年紀念增訂版之導論，印刻出版社；更多內容也可參見作者所著，《時代的噪音》（印刻出版）。
《聲音與憤怒》新書分享會，作者張鐵志與五月天貝斯手瑪莎對談，日期：2015年3月15日下午三點，地點：台北誠品信義店3樓For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