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流行音樂是音樂工業的一環，是自己要對抗的敵人。流行樂歷史的本質是：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從某種青年次文化胚胎誕生出來的創作開始廣受歡迎時，這個創作者、這個音樂類型就會開始被商業體制吸收、榨乾。但是，接下來又會有新的聲音、新的次文化在體制的邊緣爆發，然後，他們又成為新一代的搖滾巨星，於是又有更多唱片公司搭上風潮複製這些音樂，於是他們又走向老化與死亡。歷史於是不斷輪迴……
所以，搖滾樂總是成為自己不情願的掘墓人，「人民擁有力量」(Power to the People)最終常常成為「無能的力量」。
對具有反叛性格的音樂人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是是如何在唱片工業體制下保有創作自主性。而對樂迷而言，當他們聆聽具有政治含意的音樂、參與宣揚社會議題的演唱會時，是否真的接收了那些政治資訊？更進一步來看，這些本質上是商品的流行樂是否反而轉移了青年的反叛能量？
（Joe Strummer，網路）
衝擊樂隊的主唱Joe Strummer，乃至Kurt Cobain都坦言他們進入主流唱片公司是為了讓更多人聽到他們的聲音，激起更多人的意識覺醒。這也是所有以巨星演唱會或專輯來推銷社會議題的主要目的。事實證明，不論是七○年代的「搖滾對抗種族主義」（Rock Against Racism），還是八○年代的聲援曼德拉演唱會，都大大讓這些議題在主流媒體和年輕人之中獲得關注，甚至認同這些議題是進步或是「酷」的。
美國重要的左翼刊物「The Nation」曾質問九○年代著名政治樂隊「討伐體制」（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成員Tom Morello，他如何一方面參與那些反對大企業的全球化鬥爭，一方面又身處主流唱片公司？Tom Morello的回答是：「「討伐體制」因為在主流公司，而在全球散播了1500萬張顛覆思想的唱片。而且，我們和唱片公司簽約的唯一條件就是樂隊在各方面都要擁有自主權，且明文記載於合約中。」
「討伐體制」是幸運的，可以保持商業機制和自主創作的平衡，但不是每個創作者都可以逃離這個兩難困境。有太多樂隊在從追求獨立夢想的搖滾青年變為擁有巨大名聲和財富的搖滾明星的路上，經歷過困惑、沮喪與自我懷疑，然後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搖滾史留下他們掙扎的痕跡，或者血跡。
4.
搖滾樂確實具有深刻的理想主義傳統，而音樂人也的確在不斷尋求各種方式來實踐音樂的政治力量。
這本書試圖回顧過去音樂的反叛精神所進行過的各種社會鬥爭，並在回顧中去質詢、反省各種實踐途徑的限制與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