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十月革命才幾年後，中國詩人徐志摩去了蘇俄，他說他已看不到人們有「自然的喜悅的笑容」了。又經過六十多年，俄國人的笑容似乎永久消失了。而強權與兇狠卻得到傳承。我青年時代的嚮往也永久破滅了。
失敗者回憶錄138：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太上」的狀態一去不復返矣。最好也只是「親而譽之」，發展下去幾乎肯定是「畏之」「侮之」，但我還沒有想到比「其下」更壞的「下下」，連「侮之」都有罪。
在1997香港主權轉移的前一年，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這本書。書中就香港九七後種種可能，分30個問題作預測性分析。二十多年後，香港一位大學的助理教授給我寫信說，他將此書給學生作為閱讀資料，讀過的都表示，我的預測「難以置信的準確」。
在台灣舉行新書發表會的情景仍然清楚記得。我講到自1980年以來，對香港走向九七的每一步、每一領域都極度關注。我的預測不是占卜星相，而是從政治現實中見到的趨向。但我仍然懷抱著迷茫的幻想，希望自己的估計錯，希望我所有的分析和預期都完全落空，希望香港仍然保有原來的活力。當時也想到最壞的情況，比我書中預期更壞、更不堪。
講到最後，我聲音哽咽了：「願上帝祝福香港——我成長及給予我不少機會的地方。」
會後，生命中的過去紛紛湧上心頭。我作為一個缺乏學歷的中學畢業生，又置身在邊緣化的左派圈子裡，從事看不到有向上流動機會的文字工作。但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憑個人努力和對編輯寫作理念的堅持，而成就了得到社會認可的事業。我時年六十，想到在過去的四十年裡，若不是生活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我的遭遇會怎樣？那些與我同期而去中國升學的同學，每一個都是負面的殷鑑。
香港，不僅給過我不少機會，而且也是許多地方來的人最感適意的地方。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香港經濟和流行文化蓬勃發展，那二、三十年，我接觸過各地來港或工作或讀書或居留的人，幾乎人人都喜歡香港。一位被派駐到香港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的大陸幹部，數十年後在網頁上說，從他踏入香港境內那一刻，他就感覺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了。九七前幾年我訪問台灣歌手羅大佑，他說香港是他生活得最自由、最能夠激發創意的地方，他希望繼續留在香港，至少以香港為基地向其他華人社會發展。
那二十年，幾乎所有的外國重要媒體和通訊社，都把亞洲總部設在香港，即使他們更多時候要到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採訪。特派員們把家庭設在香港，子女在香港讀國際學校，他們自己在各地採訪後都要回香港住幾天。許多外國的知名學者，寧可在學術地位稍低的香港學府任教，其中一位教授對我說，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自由、效率最好，而且稅制和辦各種手續最明確簡單的地方，沒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