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強權之下螳臂擋車,二十年奮鬥愈漸勢單力孤

2022-05-29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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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為了歡慶香港回歸施放的煙火。遺憾的是香港的自由民主隨著時間過去漸成昨日黃花。(AP)

1997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為了歡慶香港回歸施放的煙火。遺憾的是香港的自由民主隨著時間過去漸成昨日黃花。(AP)

回程時經莫斯科,我自費在那裡留幾天,再乘德航經法蘭克福回港。想不到這一旅程竟是一次漫長、困乏的驚險之旅。

失敗者回憶錄137:俄羅斯歷險記

在多個國際影展獲殊榮的日本電影《在車上)(《Drive My Car》),故事圍繞著日本某劇團在排練俄國作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1897年的作品《萬尼亞舅舅》(Uncle Vanya),過程中的導演、選角,與周邊人生活的困境與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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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尼亞舅舅》是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我年輕時閱讀俄國作品最多,吸取的思想養份也最豐厚。我讀過《萬尼亞舅舅》的劇本,亦看過劇場演出:一個人將一生的工作和努力寄託在一個「理想」的偶像上,而終於發現那是一個自私自利、徒有虛名的垃圾。理想破滅,生活意義失落。然而,最終又不得不在這「二重生活的悲哀」中繼續過平庸的日子。

理想是虛幻的嗎?崇拜偶像是愚蠢嗎?生活難道就只能夠這樣嗎?不能改變一下嗎?讀《萬尼亞舅舅》讓我陷入沉思。

十九世紀俄國音樂、繪畫、芭蕾也是我成長中的摯愛。

1992年,我接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邀請,參加10月5日在哈薩克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舉行的「亞洲媒體」研討會。那年接近九七,眼看著香港媒體紛紛自我審查,對媒體生態既著急又想力挽狂瀾,於是應邀參加,希望在國際舞台上引起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

另一方面,也想親眼看看我年輕時就嚮往的蘇俄,縱然今天它已經解體。

UNESCO委託香港一家旅行社為我安排行程。按機票所定,我在香港10月2日乘夜機到印度新德里,機場酒店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乘坐蘇聯航空(Aeroflot)到塔什干,再轉乘蘇聯航空飛阿拉木圖(Alma Ata)。回程時經莫斯科,我自費在那裡留幾天,再乘德航經法蘭克福回港。

想不到這一旅程竟是一次漫長、困乏的驚險之旅。

在新德里過夜後,次日早上到機場找到Aeroflot的櫃檯,誰料地勤人員對我說,飛塔什干的航班,在兩個月前就取消了,現在這同一編號的航班,是從新德里經杜拜到莫斯科的。既然航班已經取消,為何機票又確認呢?他說,因為蘇聯解體,烏茲別克獨立,Aeroflot未取得飛塔什干的航權。

既沒有航權為何又賣去那裡的機票?他說不知道,大概是因循舊例吧。

跟他們爭論不會有結果,打電話回香港問旅行社又無法接通,我只好問有什麼辦法去阿拉木圖。他說唯一辦法是用我到塔什干、再到阿拉木圖以及回程莫斯科的三張機票,來換乘飛莫斯科的這班飛機;再從莫斯科買一張來回阿拉木圖的機票。

我沒有選擇。從新德里經杜拜往莫斯科的十多小時,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因為不懂俄語,不知道莫斯科國際機場,與前往阿拉木圖航班的國內機場,距離多遠?怎麼過去?如何買機票?UNESCO 的文件聲言要我們等待聯合國職員來接,顯然那時候蘇俄的治安令人不放心。但現在我一人上路,真是有歷險的感覺。

在莫斯科機場入境後人頭湧湧,所有櫃檯都只講俄語,我不知道找什麼人問。後來有一個穿皮夾克的男子來問我:「Taxi?」我說要去Alma Ata,他懂點英文,就幫我查到有一班航班在午夜23:45 在國內機場起飛,他說開車要一個多小時,送我過去要60美元。我看時間已緊迫,就不再討價還價,坐上他的車子,在黑夜中行駛了一個多小時。一路上我心驚膽跳,不知道這司機是不是黑道。

終於到了國內機場,那時離飛往阿拉木圖的航班只有45分鐘。地上坐滿人,從人叢中跨來跨去,找不到懂英文的人。後來一個旅客指著一個「Intourist」的標誌,於是我才找到可以買機票去阿拉木圖的地方。

飛機上也是一片混亂,大件行李隨地放。不過,總算在清晨經過二十多小時歷險後到達目的地了。下飛機見到不遠處豎著「UNESCO」 的牌子。我走過去才定下心來。

回程時,我去了莫斯科幾天,住進旅館不久,就有流鶯來敲門。在地鐵出口處,一長串的人手中拿著一樣東西來賣,有的只是一包香煙,有的是一條香腸,有的是幾顆消炎片。博物館、美術館都沒有開。我去了嚮往許久的莫斯科墓園,那裡有不少設計獨特的著名文化人的墓碑。但我見到的墓園雜草叢生,墓碑污穢,顯然好久無人清理了。

在地鐵站見到的莫斯科人,幾乎沒有一個有笑容。我感到奇怪。這是從專權政治轉向民主政治的轉折期。我曾經在同樣的轉折期到過台灣,見到路上行人大都輕鬆愉快。為什麼蘇俄就不一樣了呢?

在阿拉木圖的公園,見到一個瞎眼的退伍軍人,拉手風琴尋求捐助。(作者提供)
在阿拉木圖的公園,見到一個瞎眼的退伍軍人,拉手風琴尋求捐助。(作者提供)

有當地人告訴我說,極權解體,很多人覺得沒有了保障。在蘇聯時代,雖然沒有自由,買什麼都要排隊,但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是有起碼保障的。自由了,靠自己了,反而不知道怎麼辦了。

我想嚐嚐俄國餐廳的口味,但當地人叫我在這個時候最好不要嘗試。他說,莫斯科現時最好的餐館是美國的麥當勞。麥當勞不好吃,卻是可以預期的味道。而且,只有麥當勞的員工才有笑容,即使是商業化笑容。

一個辛酸的笑話是:世界上最厲害的武器是什麼?答案是曙光號巡洋艦。因為俄國十月革命,就是曙光號巡洋艦向冬宮開炮的這一聲炮響給打出來的。這一炮,把俄羅斯民族的生機窒息了七十多年。人們的笑容沒有了,最令人嚮往的文化也煙消雲散了。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厲害的武器嗎?

1925年,十月革命才幾年後,中國詩人徐志摩去了蘇俄,他說他已看不到人們有「自然的喜悅的笑容」了。又經過六十多年,俄國人的笑容似乎永久消失了。而強權與兇狠卻得到傳承。我青年時代的嚮往也永久破滅了。

失敗者回憶錄138: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太上」的狀態一去不復返矣。最好也只是「親而譽之」,發展下去幾乎肯定是「畏之」「侮之」,但我還沒有想到比「其下」更壞的「下下」,連「侮之」都有罪。

在1997香港主權轉移的前一年,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這本書。書中就香港九七後種種可能,分30個問題作預測性分析。二十多年後,香港一位大學的助理教授給我寫信說,他將此書給學生作為閱讀資料,讀過的都表示,我的預測「難以置信的準確」。

在台灣舉行新書發表會的情景仍然清楚記得。我講到自1980年以來,對香港走向九七的每一步、每一領域都極度關注。我的預測不是占卜星相,而是從政治現實中見到的趨向。但我仍然懷抱著迷茫的幻想,希望自己的估計錯,希望我所有的分析和預期都完全落空,希望香港仍然保有原來的活力。當時也想到最壞的情況,比我書中預期更壞、更不堪。

講到最後,我聲音哽咽了:「願上帝祝福香港——我成長及給予我不少機會的地方。」

會後,生命中的過去紛紛湧上心頭。我作為一個缺乏學歷的中學畢業生,又置身在邊緣化的左派圈子裡,從事看不到有向上流動機會的文字工作。但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憑個人努力和對編輯寫作理念的堅持,而成就了得到社會認可的事業。我時年六十,想到在過去的四十年裡,若不是生活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我的遭遇會怎樣?那些與我同期而去中國升學的同學,每一個都是負面的殷鑑。

香港,不僅給過我不少機會,而且也是許多地方來的人最感適意的地方。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香港經濟和流行文化蓬勃發展,那二、三十年,我接觸過各地來港或工作或讀書或居留的人,幾乎人人都喜歡香港。一位被派駐到香港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的大陸幹部,數十年後在網頁上說,從他踏入香港境內那一刻,他就感覺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了。九七前幾年我訪問台灣歌手羅大佑,他說香港是他生活得最自由、最能夠激發創意的地方,他希望繼續留在香港,至少以香港為基地向其他華人社會發展。

那二十年,幾乎所有的外國重要媒體和通訊社,都把亞洲總部設在香港,即使他們更多時候要到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採訪。特派員們把家庭設在香港,子女在香港讀國際學校,他們自己在各地採訪後都要回香港住幾天。許多外國的知名學者,寧可在學術地位稍低的香港學府任教,其中一位教授對我說,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自由、效率最好,而且稅制和辦各種手續最明確簡單的地方,沒有之一。

那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許多人都說,在香港的生活比英國本土更好,機會也比英國更多。至少在經濟發展上,香港更出色。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結論是:香港沒有付出民主制度的代價,卻享有了英國民主制度所保障的自由和法治。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糟的政治制度,除了其他已經嘗試過,比之更壞的以外。」

民主制度總是不停爭吵,要付出效率的代價。民主選舉往往看哪個候選人承諾給的福利最多,選票就會投給他,使人民仰賴福利而失去自我奮鬥的動力。民主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保障自由和法治,以及順利轉移最高權力。人類在產生民主制度之前,所有的流血、宮廷惡鬥、甚至戰爭的歷史,都是起因於轉移最高權力。

老子《道德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這是講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管治狀態。最好的是「太上」 ,「下知有之」 ,就是民眾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但不當一回事,像空氣的存在一樣。「其次,親而譽之」 ,就是對政府愛戴而讚美,這只是次好,因為這意味政權掌握所有資源,它將資源讓渡給人民而博得讚譽,但它也可以不給。「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意思是再次,就是害怕政權;最糟,是侮罵政權。

九七前一年,各地遊客蜂擁來港觀看殖民地最後的日落,街道到處出售與九七相關的商品。(作者提供)
九七前一年,各地遊客蜂擁來港觀看殖民地最後的日落,街道到處出售與九七相關的商品。(作者提供)

我想,英治下的香港,就是處於這種「太上」的狀態。在英國民主制度保障下的香港人享有自由,有獨立司法保障的法律權利。政府存在,但沒有人當它是高高在上的權力,它只是按規則為人民辦事,而規則也清楚並且人人平等。

這種管治狀態是歷史上少見的。若失去了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宗主國換了一個專制國家,一個掌握所有資源而從來沒有過言論自由的國家,香港人的自由和法律權利還有保障嗎?

「太上」的狀態一去不復返矣。最好也只是「親而譽之」,發展下去幾乎肯定是「畏之」「侮之」,但我還沒有想到比「其下」更壞的「下下」,連「侮之」都有罪。

無論如何,就像生老病死和災難一樣,要來的總會來。我奮鬥了近二十年想保留下來人們的自由和權利,卻越來越感勢孤力弱,強權之下無疑螳臂擋車。

《香港1997》像是一首輓歌,意味著我在九七前為香港奮戰失敗的終結。1997在一年後到來了。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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