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二十八歲的社會學者田見宗介采訪了不同類型的高中生對關於文革與紅衛兵的看法，發表於《中央公論》1966年11月號上。多數高中生認為。「更需要紅衛兵的是日本」。這些學生對中國青年試圖改變一個被大人們弄髒的腐朽的社會感到共鳴。毛語錄成為學習漢語的手冊。文革經典，準政治軍事口號，「粉碎」、「決起」。「鬥爭」、「肅清」這些漢字，他們毫無違和感。
1967年2月，由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四位作家聯名發表了一份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聲明指出「去歲中國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質為政治革命」，反對「將學問藝術作為政治權力的道具」。但戰後進步知識人斷言這是三島的「反革命策劃」，（針生一郎《文化大革命の、へ》朝日新闻社）彼时，文革为绝对正確，反對文革如同戰爭期「非國民」。儘管彼時日本與中國尚未恢復邦交，但是往來熙熙攘攘，日本知識人與媒體人報道的文革極大影響了日本人的文革觀。（《日本人的文革認識》 福岡愛子新曜社等）
宗派內訌
前面提到的安保鬥爭的失敗使「全學聯」發生分裂，1963年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成「革馬同」派」和「中核」兩派。此外林林總總的十幾個派別統統成為「宗派」。這些宗派為了爭奪各大學自治會主導權，他們與日本民主青年同盟（簡稱民青）之間常常發生内部暴力（内ゲバ）鬥爭。同時他們分別參加反對越南戰爭和反對三裡塚建設新空港的鬥爭。
日本學運宗派特徵：西歐「六八年」運動中運動團體中亦不乏主張馬克思學說與毛主義，但思想上比較接近無政府主義，很少採取先鋒黨型的組織模式。日本學生中的「宗派」（Sect）卻深信「鋼鐵般紀律」的先鋒型組織，主張武裝鬥爭。這是日本當今對社運產生負面印象的根源之一。
1968—1969日大與東大全共鬥
到了1968年，日本大學4月1日的新生入學典禮剛過，國稅廳的調查就發現有20多億日元的去向不明。日大也是沒有發生過學生運動的學校，但是和慶應大學不同，慶應大學的學生是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日本大學則是由獨裁管理排除學生運動。學生們淤積下來的對校方的不滿正好趁機一氣噴發了出來。
日大全共鬥的特徵是「自我解放」。本質成了一個大學本身的存在方式問題，已經超越了學校經費管理的範疇。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家提供廉價勞動力？這個問題成為核心。「我們鬥爭的根本原因，我們是為了學習作為人類的學問真理進入大學，大學原本應該是最有人性的地方，結果卻不把我們當人看。而是當成商品。作為根據，然後送進資本主義社會裡。那裡讓我們覺得無力的疏離感與憤怒，就是我們叛逆鬥爭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