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不曉得，後面起訴完了，起訴完了我們就不會再去管，對不對，擔任什麼職務就做什麼事，人生就是戲，演不完的戲，你當什麼角色就演什麼戲……一定都有證據，沒有證據的話就不會起訴也不會判刑，一定有，只是剛剛講的，這時代悲劇，當年就是這樣。我跟你講，現在發生這個事情，誰會在乎？你也不能說當時的戒嚴不對嗎？你不能講戒嚴不對啊。」
「你當時真的覺得他在警察局裡大喊『毛澤東萬歲』是在為匪宣傳嗎？」葉虹靈問，檢察官也依然回答一切依法行政：「他筆錄，你看看筆錄，一定有，他承認一定有。」
縱覽所有威權時期體制參與者，葉虹靈說，很明顯可見這是一個封閉性的、每一層都把責任往其他人推的體制──問起一個案件為什麼會這樣，軍事審判官說是因為檢方起訴了、「我們只能判案，就像生產線上的罐頭」，軍事檢察官說「情治機關送案了，我們只好處理」，情治機關則說：「國安局是龍頭，他交辦、發交的案件能不處理嗎？ 是否可以立案、偵辦進度、結果都是要送國安局的。」但再問到眾人所指的龍頭，國安局人員會說：「我們不是辦案機關，只是統合資訊角色。」
整個體制都在推託、說奉命行事、說其他機關來的東西沒問題，冤錯假案自然也就會產生，例如促轉委員徐偉群報告的1988年520農運邱煌生被控妨害公務案，直到1988年已經解嚴、蔣經國已經過世，都有體制遺毒──就520農運發生背景，台灣農民早因長期農業管制而積壓不滿，1988年政府宣佈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農民憤怒更是瞬間爆發、集結在立法院前抗議發生警民衝突，這時根本還沒把車開到立法院去聲援、還趕路中的邱煌生，就被指控在白菜車下藏石頭、讓農民拿石頭丟警察，吃了妨害公務罪，直到2022年才被平反。
雖然邱煌生主張自己當時卡車還沒開到立法院、甚至不在周邊道路，菜車北上也多次過磅受檢、有藏石頭的話一定會被發現，法院選用的證據就僅有被控丟石頭的溫界興、被控載石頭的邱煌生自白，兩人都說自己被刑求，但法院就是沒有調查這些證據，正是因為當局早已預謀鎮壓、編織罪證。
徐偉群指出，據新解密檔案，1988年當局就認為認為雲林農權會主要成員都是民進黨員、必有政治意圖，因此早已對520農運做佈線準備、監控農權組織，集會遊行時也動用軍警維安、有鎮壓與逮捕遊行群眾的預備。遊行後的偵查過程裡檢察官也不是偵查主力、是由警總指揮警政系統，判決過程中警政還利用人二室，把偵查狀況送到警總，法院則照單全收檢警共同構築的、不可能存在的事實，所有對被告有利的主張都被輕易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