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訴求很單純、傳到外面去卻好像變成學生要造反，所以他們就跑來問我們，讓我很困擾──很正常的學生訴求被他們看成不得了的事情，他們可能想要立功，所以擴大渲染、傳回來問我們，我們就覺得啼笑皆非……我也不希望害到學生，因為這些人都是我的學弟，我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但我不去找，我的工作就是做不起來……」－1980年代校安小組成員證言
過去威權時期所謂的「加害者」，到底在想些什麼？台灣走過40年戒嚴時期、直至1990年才廢除動員戡亂條款，這期間有人被密報入獄、有老榮民因為年輕時在中國參加讀書會被入罪、蔣經國時代的大學校園也因「抓耙仔」人心惶惶，這些壓迫有受害者現身說話，卻少了「加害者」的聲音，而隨著促轉會的研究，「加害者」心聲也在數十年後首度曝光。
「這可能是最後一個加害者與受害者共存的世代，受害者在凋零，而壓迫者也是……」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說。經訪談得知，有檢察官對於老榮民上吊悲歌只說是「時代悲劇」、起訴後他就什麼都不管了，有校安小組成員不想害到學生、討厭這份工作，而無論所謂「加害者」的想法是什麼，結論似乎都指向體制迫人的一面──促轉委員陳雨凡便說，經調查發現72.1%民眾認為下令長官應該要究責，不會只有基層。
「每一個里、每一個村都有完成佈建」前調查局官員揭龐大體系：把錢都砸到這裡去，等於丟到水裡…
儘管在解嚴後許多威權時期受害者現身說法，談當年被逮捕、失去自由與人生、或被監控的恐懼，「加害者」的想法卻始終缺席，促轉會代理主委葉虹靈於4月30日促轉會任務成果發表會說，就連促轉會過去「監控檔案閱覽計畫」，鄭南榕之女鄭竹梅看了檔案以後也想問：「為什麼我叔叔嬸嬸的名字都被寫在檔案裡，但加害者的名字沒能揭露？」倖存的受害者正在老去凋零、加害者也是，因此，促轉會對所謂「體制參與者」進行訪談，就是希望了解當年體制如何運作、他們怎麼想。
促轉會訪談對象包括12名軍法官、前警總保安處、特檢處、電監處人員6名、調查局高階與基層調查員6名、校安系統（例如訓導教務處職員）3名。葉虹靈坦言這工作台灣開始得太晚，白色恐怖最早期判重刑的軍政首長、軍法官大多已過世，目前尚在人世、身心條件能受訪的大多是中後期人員了，但訪談依然有突破性意義，這些人是在民主化之後的30多年首度到政府機關接受訪談。
就訪談結果，這些體制參與者第一共通特色是「自我限縮」，他們總會說自己的行為是服從上級、時代背景、依法行政、餬口飯吃，一名現年80多歲的前保安處處長在拒絕受訪時，就寫了張字條這麼回應：「我在保安處服務，不是主官，對業務處理無決定權，所以業務都是承上轉下、聽上級長官命令。台灣警備總部保安處是依國防法規成立的單位處理，業務時必須由軍法處軍事檢察官辦理。」
儘管當年有許多不合理的判決，例如促轉會發現有非常多老外省人曾在家鄉參與過共黨讀書會與學生運動、來台灣忘記自首就在幾十年後被視為「叛亂行為延續中」入罪，一名受訪軍法官依然認為這是當事人的問題、當年的法律並沒有不對：「40年前戒嚴你都沒有出來自首，你潛伏在裡面，如果時效到了你就沒事了，那大家都潛伏好了、哪一天整個就推翻……現在即使有討論的空間，但當年的時空背景，釋字68號解釋並無不妥。」
從調查局官員訪談，也可見威權時期相當驚人的龐大體系，一名受訪者就說：「辦案的話不是光一個人、一個單位，像這種有錢的單位各單位越多越好，所以安全局最喜歡這樣子，連憲調組都可以辦。」談起曾任調查局長的阮成章，一名前調查局官員也提到，當年是每一里、每一村都有佈建情報網：
「阮先生是中將過來的，他是雄才大略啊，他在全國都完成佈建網啊，到後來到阮先生離開之後，我們也修正了。因為那個太花錢了，做不到。他每一個里、每一個村都有完成佈建，那我的天啊，全國有多少個里，多少個村，村跟里是同個等級的喔。那太難了！所以阮先生推的時候，我們跟著走，等阮先生榮調了，內部不知道開了多少次會，都感覺到我的天啊，把錢都砸到這裡去，等於丟到水裡看不出……」
體系中當然會有覺得這一切不正常的人，一名前警總官員就說：「我覺得這個會議和內容好像沒什麼參考性，沒有騙你，這都小題大作的鬼打架。」一名校安小組成員雖在1980年代奉命監控學生，他坦言很難受、不想害到學生，但又一直被情治機關頻頻逼迫，最後只好轉換跑道：
「很正常的學生訴求被他們看成不得了的事情，他們可能想要立功，所以擴大渲染、傳回來問我們，我們就覺得啼笑皆非……我也不希望害到學生，因為這些人都是我的學弟，我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但我不去找，我的工作就是做不起來……這些我就真的不喜歡、做不來，所以以後我有機會轉換跑道的時候我就離開原本的工作，這樣比較單純。」
「我們只能判案，就像生產線上的罐頭」體制之惡奉命行事 1988年無辜農民也遭捲入冤案
當然，也有一些覺得自己沒做錯的體制參與者，例如一名軍法官就這樣看被平反冤錯政治案件：「本來就是啊，你難道還發個獎章給他不成嘛，你們要賠他錢就賠他錢吧！我沒意見……原來就依法行政，不可能說『我認為以前辦錯了』，那當時的法律規定是這樣啊！」
一名檢察官對1980年代老榮民之死的看法，就更典型反應出體制參與者覺得自己只是小螺絲釘、沒辦法的態度。葉虹靈報告，該榮民曾大喊「毛澤東萬歲」被控「為匪宣傳」罪名，出獄後或許又因生活不順遂、因違警事件在屏東縣警局再喊一次「毛澤東萬歲」，這次就判5年了；1980年該榮民在土城仁教所上吊自殺，留下遺書說自己過去對日八年抗戰什麼都不怕、卻因「小人報告」變成這樣，他希望這些冤屈以後別再發生、希望獄方可憐他、給他土葬──問起當時承辦檢察官這案件，檢察官卻說不記得了、能說戒嚴不對嗎？
「我不知道，我不曉得，後面起訴完了，起訴完了我們就不會再去管，對不對，擔任什麼職務就做什麼事，人生就是戲，演不完的戲，你當什麼角色就演什麼戲……一定都有證據，沒有證據的話就不會起訴也不會判刑，一定有，只是剛剛講的，這時代悲劇，當年就是這樣。我跟你講，現在發生這個事情，誰會在乎？你也不能說當時的戒嚴不對嗎？你不能講戒嚴不對啊。」
「你當時真的覺得他在警察局裡大喊『毛澤東萬歲』是在為匪宣傳嗎？」葉虹靈問，檢察官也依然回答一切依法行政：「他筆錄，你看看筆錄，一定有，他承認一定有。」
縱覽所有威權時期體制參與者，葉虹靈說，很明顯可見這是一個封閉性的、每一層都把責任往其他人推的體制──問起一個案件為什麼會這樣，軍事審判官說是因為檢方起訴了、「我們只能判案，就像生產線上的罐頭」，軍事檢察官說「情治機關送案了，我們只好處理」，情治機關則說：「國安局是龍頭，他交辦、發交的案件能不處理嗎？ 是否可以立案、偵辦進度、結果都是要送國安局的。」但再問到眾人所指的龍頭，國安局人員會說：「我們不是辦案機關，只是統合資訊角色。」
整個體制都在推託、說奉命行事、說其他機關來的東西沒問題，冤錯假案自然也就會產生，例如促轉委員徐偉群報告的1988年520農運邱煌生被控妨害公務案，直到1988年已經解嚴、蔣經國已經過世，都有體制遺毒──就520農運發生背景，台灣農民早因長期農業管制而積壓不滿，1988年政府宣佈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農民憤怒更是瞬間爆發、集結在立法院前抗議發生警民衝突，這時根本還沒把車開到立法院去聲援、還趕路中的邱煌生，就被指控在白菜車下藏石頭、讓農民拿石頭丟警察，吃了妨害公務罪，直到2022年才被平反。
雖然邱煌生主張自己當時卡車還沒開到立法院、甚至不在周邊道路，菜車北上也多次過磅受檢、有藏石頭的話一定會被發現，法院選用的證據就僅有被控丟石頭的溫界興、被控載石頭的邱煌生自白，兩人都說自己被刑求，但法院就是沒有調查這些證據，正是因為當局早已預謀鎮壓、編織罪證。
徐偉群指出，據新解密檔案，1988年當局就認為認為雲林農權會主要成員都是民進黨員、必有政治意圖，因此早已對520農運做佈線準備、監控農權組織，集會遊行時也動用軍警維安、有鎮壓與逮捕遊行群眾的預備。遊行後的偵查過程裡檢察官也不是偵查主力、是由警總指揮警政系統，判決過程中警政還利用人二室，把偵查狀況送到警總，法院則照單全收檢警共同構築的、不可能存在的事實，所有對被告有利的主張都被輕易排除。
「如果司法在威權統治體制下是獨立的，怎麼可能把國家透過軍情警構築的事實照單全收？怎麼輕易不過問國家不法侵害人權的行為？於是我們認為這案件必須被撤銷，也要了解我們司法系統是否也參與了威權統治的機制、進行貢獻、成為是其中協力的一員。」徐偉群說。而縱覽整個體制之惡，葉虹靈也認為未來推動轉型正義教育相當重要，必須讓台灣人定下核心價值：「國家不能以緊急安全為由逾越憲法紅線，這是我們要一代代傳下去的價值觀。」
「未來無論政權怎麼轉換，台灣人民都要捍衛民主價值…」
關於該如何處理體制中的「加害者」，促轉委員陳雨凡說，《促轉條例》有明文規範促轉會應處理對「加害者」究責，也因此，促轉會在任務總結報告也會提出對《促轉條例全文》修正草案的建議，以專章處理加害者識別、調查、責任追究。就目前促轉會構想，「加害者專章」草案會先定義誰是加害行為人、讓未來主管機關有機會去識別出來，「我們以加害者『行為』來認定，不會只因為他在威權時期有公務員或政黨身份就被指認為加害者。」
至於認定標準，加害人行為必須有主觀維護威權統治的意圖、故意且自願實施，每一種行為樣態的建議處置也不一樣，如果加害行為是殺人、酷刑或非人道待遇，促轉會建議取消「追訴權」時效限制、讓被害人也可以依相規法規提刑事告訴──陳雨凡說，取消「追訴權」並非台灣獨創、國際法規早有先例，問題是如今連加害者都過世許多了，很難真的去追訴，所以歷史評價也是必要的，揭露加害人也是一種處置；處置方面也加入「主動陳報」機制，如果加害人願意主動說明當年發生什麼事，經調查屬實可免除刑事與行政責任，「但揭露仍是要做的。」
「加害者」不只行為當事人，經促轉會民調，大部份民眾都認為高層決策者與執行者兩種人都該被究責，72.1%民眾認為下指令長官該被究責、64.9%認為做成違反判決法官應被究責、高比例也認為領津貼密告的線民該被究責。
所謂平反不只加害者究責，被害者的平復也是一大要務，也因此促轉會持續撤銷過往不法判決，520農運捲入妨害公務的邱煌生便說：「當時政府給我們陷害，而我們這些受害者很多也過世了，我們要求政府不行只有平反我一個，所有受害者通通要平反。」然而陳雨凡也說，當事人心情低落、覺得國家對不起他等創傷，不是單純撤銷罪名就會平復，也因此必須有下一步，是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例如阿美族政治受難者黃勳東，雖然其判決已被促轉會公告撤銷，黃勳東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平反──促轉會員王增勇說，黃勳東當年從監獄被釋放後就被不斷約談、被迫離開部落一再搬家，不只收不到撤銷通知，黃東勳也在病床上說部落還是認為他是犯錯的人、家人沒原諒他、他不敢回家。雖然黃勳東最後癌逝來不及回家，王增勇說，促轉會還是覺得必須讓部落的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因此在部落述說這些故事、讓部落的人知道這些人真的沒做錯事，「我們覺得這就是促轉會要做的事，把他們斷裂的關係連起來。」
至於更廣泛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促轉委員王增勇指出，當初聯繫受難者真的很困難，即便今天促轉會想以「長照」作為陪伴高齡受難者切點，受難者普遍對國家有高度不信任跟質疑：「傷害的他是國家，要如何相信國家？今天接受你幫助，政黨輪替後我會受害嗎？」儘管如此，經委外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聯繫，從22,028筆受難者名單（含家屬有44,000筆）完成660名受難者訪問、201名家訪、193名進到個案服務、27名接受密集照顧，王增勇說：「這數字相對來講是很少，但我們這階段的目的在於累積經驗、發展服務模式。」
在外展服務中，政治受難者會在據點分享故事，在高雄據點「生命劇場」每周有近20名受難者與家屬來參與，儘管把故事說出來不容易，大家是一點一點培養信任，說出來──例如曾因11歲在中國參加「少年先鋒隊」、幾十年後被抓的黃瑞麟，其妻洪雪清最難忘的就是「燒焦的魚」，那時警察時常找上門盤問、一直問不放人，她煎的魚燒焦了，這也成了她晚年印象最深的畫面。
儘管促轉會將於2022年5月底熄燈，調查歷史真相、平反罪名、平復受難者與家屬所受的傷，這些工作都必須持續下去，也會隨《促轉條例》修法分配到各政府機關延續。而政治受難者呂昱提醒，雖然受難者常被覺得「好可憐」，事實上威權時期也有許多「抗爭者」的存在，他希望台灣人也可以思考：「我們過去是為了什麼受難？冤錯假案是其中一部份，但不要忘記，抗爭者是台灣人民血液裡頭很重要的基因，也因為這個基因，未來無論政權怎麼轉換，台灣人民都要捍衛民主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