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群網站上盛傳「佛系XX」貼圖，而論起年輕世代「佛系」、「草食」消極的處世態度，日本恐怕是全球數一數二盛行的國家，然而，在1960到70年代拿著棍棒，甚至軍火與警方對抗的學運之後，當前的日本青年為何會走上草食之路？今日在思沙龍講座上，神戶大學講師劉燕子便細細解析，從激烈鬥爭的左翼學運份子，到沉迷AKB48等少女團體的草食男，兩代日本青年之間的變化緣由。
由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講座，今日由資深出版人傅月庵擔任主持人，並邀請日本神戶大學講師劉燕子以「日本：1968的思想與行動探索」為題，剖析日本學運的風起雲湧。
1968年左派組織「全共鬥」 封鎖各校教室
在左翼風氣以及民族主義的抬頭下，1960年日本爆發了反保安協議鬥爭，除了迫使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取消訪日、日本首相岸信介辭職外，更造成一名學生樺美智子死亡。而在1968年，東京大學醫學部學生反對被當作廉價勞力，而開始進行反對運動，在占領了校內威權象徵的安田講堂後，各校左派組織「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更更串連全國抗爭，封鎖各校教室、研究室。
1972年日本左派團體「赤軍」在搶奪武器後，於歇斯底里的氣氛下進行了內部「總括」清算，造成12人死亡，而為躲避警方追捕，5名赤軍成員潛入長野縣輕井澤的淺間山莊挾持人質，攻堅過程最終造成2名員警及1民眾死亡，是為震驚全國的「淺間山莊事件」，這起事件，對於日後日本的學運、公民運動能量也產生了徹底性的摧毀。
在會後Q&A時間上，主持人傅月庵提問，在學運事過境遷、留下種子後，這些人如今在哪？當年的學運領袖如今都在哪呢？
思索當年再來一場 日大全共鬥議長：不幹，傻瓜
對此劉燕子說明，像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義隆，原來是日本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年輕人，後來他離開了學校，去當補習班老師，出版了科學史書籍， 而日大全共鬥議長秋田明大，後來回去家鄉的修理工廠當工人，1974年被問起「如果再來一場，要不要再大幹一次？」時，秋田的回答是「不幹，傻瓜」，被問到「如果兒子要參加呢？」答案也是「不同意」，而他當時年收入200萬日圓，並不算很好的生活，但對於生活如何，秋田卻是回答：「我們一無所有，難道我們就不能鬥爭嗎？」
劉燕子並提到，像歌手嘉藤登紀子的丈夫之藤本敏夫也是學運領袖，後來看到淺間山莊事件後，從此完全脫離學運，淺間山莊事件發生後，很多學運份子都脫離運動，但這不代表日本沒有公民社會，且這個公民社會的源流就是學運，如對消費者權益保障、環保鬥爭、第三世界支持都跟當時的運動員留有很大關係，此外現今日本流行在學校教育以外的「自主學習會」，也是源自於學運。
傅月庵繼續問道，近年日本學生的運動能量很低，即便2011年311福島事件後的反核大遊行學生也不多，日本年輕人為何至今沒有力量？
劉燕子則指出，日本近年成立的學生組織，是非常自制、控制的，而且完全不願意被稱作新左翼，可見當時的學運至今影響之大，讓學生不願意參加直接行動，但這不見得是他們不願意改變，他們只是不在現實，而是在網路上不斷發出聲音。
日本社會發出不同聲音非常困難 可能受到制裁
劉燕子提到，有人說日本的共同體是無數個小共同體組成，是個非常組織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上要發出不同聲音是非常困難，可能受到制裁的。她解釋，為何日本學生對於社會不憤怒？這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能改變的非常小，僅關注我是誰、我在哪裡等問題。
而有觀眾提問，日本社會如今有「草食男」，少男沉迷AKB48等偶像團體的現象，與當年的學運時代青年存在極大反差，這當中的變化是如何造成的？而現今日本的年輕人會怎麼看待#MeToo的全球性運動？
劉燕子解釋，如MeToo運動，在日本如今也是方興未艾，她指出，日本學運過去的暴力行動留下了極大的集體創傷，因此造成現今日本人反對直接運動；香港的雨傘運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其實都有對日本青年造成影響，但沒有直接顯現出來，這是出自於日本社會謹守秩序、潛規則的文化。
日本民主化過程沒有抗爭 缺乏對現實關注
傅月庵也表示，全世界的民主大多是透過抗爭而來的，但日本是戰爭後被一刀截斷，「是被美國人賜予的」。對此劉燕子也同意，她認為日本的民主沒有民主化過程中的種種抗爭與衝擊，因此缺乏對於現實的關注，日本孩子可說是「和平癡呆症」，就像小白兔一般，像她在學校，都會跟學生說民主是要經過抗爭的。
然而她也強調，儘管低薪、少子化等因素都讓日本青年覺得自己無法改變什麼，但他們並不是死水一攤，而是表達方式更加個性化。劉燕子舉例，如當年太陽花學運時她人在台灣，就在立法院前遇到一個日本女孩子，說她是來現場感受氣氛，體驗跟台灣人在一起的感覺，亞洲各地的學運，其實都會刺激著日本的年輕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