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整整燒了三天（八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才倒下。這三天的時間裡，本來人們多少可以救出部分館藏。煙害是有可能使某些書本無法再度使用，甚至會對人的健康造成危害，但是如果在第一波砲彈停止後，大火即被熄滅，某些館藏是很有可能可以保留下來的。不過由於火勢太大、熱度過高，而且主要閱覽室那些纖細的大理石柱遭受炸毀，導致屋頂垮塌，掉落在樓下的空間，這種情況讓塞拉耶佛的救火隊員不再認為搶救館藏是個理性的選擇。他們其中一人報告道：「長達好幾個小時，迫擊砲一直不停地落下——這讓我們的工作很難進行。」他們絕望的努力也因為水壓太低而受阻―城裡的輸水系統因為幾個月前發生的戰爭而受損。最後，救火員是完全壓制了火勢，但是不斷射來的砲彈，意味著那棟建築物隨時都會陷入火海。不可思議的是，全球的報紙頭條竟然沒有一條提到這起事故。
這場衝突之中，國家與大學圖書館可能遭受最明顯的知識與文化傷亡，不過，這間圖書館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波士尼亞整個境內共有數十間圖書館和檔案室遭受同樣的攻擊。穆斯林地區的檔案資料遭受粗暴的破壞；在這些地區，種族的清算同時還伴隨著財務資料的毀壞——各處地政室那些保存穆斯林土地財產證明的檔案室全部遭受破壞，甚至穆斯林墓碑也遭人用推土機剷平，企圖徹底消除穆斯林曾埋葬在波士尼亞土地的痕跡。
根據估計，波士尼亞的地方政府檔案館有超過半數遭到破壞：大約有八十一公里的歷史遭受剷除。這些檔案文件鉅細靡遺地記錄了社群成員的公民身分，包括出生、婚姻與死亡，而且已經持續記錄了數百年。由於鄂圖曼帝國留下的習慣使然，人民的土地擁有權狀登記得極為仔細。這些文件使各個社群根植於土地，安身在各自的環境裡；人們可藉由這些文件，追溯自己家庭的過去，證明自己的家庭已經在該地區生存了好幾個世代。不過，這些事件過後，他們未來的居住權、土地與財產的擁有權，甚至連生存的權力全部被根除，或者民族主義者的目的就是如此。穆斯林存在的紀錄，包括穆斯林人口全部一起被「肅清」，或者誠如諾亞．馬爾坎（Noel Malcolm）所說的：「那些發起這些行動的人，他們試圖做的事——如果套句最直白的話，就是抹除歷史。」
在多博伊（Doboj）的城鎮裡，當塞爾維亞民兵組織毀了清真寺和天主教教堂之後，特種部隊（即紅帽兵〔red berets〕）就從貝爾格勒（Belgrade）抵達該地，到處尋找天主教堂檔案室裡的受洗登記簿。很幸運的是——根據教區牧師的說法，當地有些「好人，好心的塞爾維亞人」依照他的指示把那些登記簿藏起來，因為他知道如果登記簿被發現，必定會在城裡再增添一波文化大屠殺。波士尼亞西南方的赫塞哥維納有一座歷史古城名叫莫斯塔爾（Mostar），這裡也是塞爾維亞民兵組織攻擊的目標。赫塞哥維納的各種檔案館，還有天主教大主教區的圖書館和該城的大學圖書館曾經一再遭受攻擊。在莫斯塔爾，當城裡那座美麗的中世紀古橋被摧毀之後，這起事件就化身成一個傷亡的象徵，代表在衝突期間，波士尼亞的文化生活所遭受到的傷害。不過，數百間公共圖書館與檔案館裡的數百萬部書本與文件遭受毀壞，這件事卻很少引起媒體的關注。
塞拉耶佛的其他圖書館和檔案館也難逃遭受攻擊的厄運。第一個受害者是東方學研究所。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七日，一波波含磷砲彈朝該研究所的建築物發射，摧毀了所裡的全部館藏。刻意瞄準的燃燒彈以及這些砲彈所引發的大火總共燒毀了五千部手稿抄本、二十萬份鄂圖曼文件、一百多件鄂圖曼時代留下來的地籍登記資料，以及一套參考館藏，這套館藏包含一萬部印版書與雜誌。甚至連館藏目錄都未能倖存下來。就與前述國家與大學圖書館遭受攻擊的事件一樣，東方學研究所周圍的其他建築物全都完好無損。
塞拉耶佛大學校內十六間圖書館之中，有十間也受到攻擊和摧毀。這些事件大部分發生在可怕的一九九二年，估計大約有四十萬本書被燒毀。一九九二年六月八日，塞拉耶佛郊外的方濟會修道院被塞爾維亞軍隊攻占，修士們遭受驅逐。修道院圖書館裡的五萬本藏書因為無人照管，全部被搶奪一空，有的被銷毀，有的被掠奪，有的在多年後陸續出現在歐洲古書買賣的市場。
一九九二年九月，塞拉耶佛的假日酒店（Holiday Inn）遭受燃燒彈攻擊。對此，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凱特．艾迪（Kate Adie）很生氣，質問塞爾維亞軍隊指揮官為何外國記者與通訊員所住的酒店竟然會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令人意外的是，指揮官竟然承認錯誤並極力道歉，說他們的目標其實是對街的國家圖書館，但是因為他們沒正確瞄準，砲彈才會意外地打中旅館。
總的來說，在這場衝突中，波士尼亞全境各機構收藏的檔案文件和手稿抄本估計大概有四十八萬公尺遭到摧毀，印版書則大約有兩百萬本被銷毀。
當那些燃燒砲彈在國家與大學圖書館爆炸的那一刻開始，市民為了拯救館藏，大家一起展開各種艱苦的努力。圖書館員工和塞拉耶佛的人民——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猶太人和穆斯林——攜手合作，大家排成一條人鍊，把館裡的藏書搬出來。即便如此，大家也僅能救出百分之十的館藏。在這之後，圖書館並未停止其服務——在圍城期間，即便情況危急，大約還是有一百多位學生完成博士論文。東方學研究所也繼續舉辦各種研討會和座談會，員工們在家遠距辦公，持續為讀者提供服務。無數團體，包括國際圖書館組織到個別的圖書館，例如密西根大學和哈佛大學圖書館都紛紛自願提供協助。很快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就籲請國際社會支持該圖書館的重建。
＊作者理查．歐文登從2014年開始擔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最資深的管理職位。在這之前，他曾在多間圖書館任職，同時也身兼多職：歐洲研究圖書館聯盟的財務主管，數位保存相關聯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的主席，圖書館與資訊資源委員會（華盛頓特區）的理事。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焚書：遭到攻擊與在烈焰中倖存的知識受難史》（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