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和之觀點:《KANO》未說的和所擊中的。

2015-03-04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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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越二郎設計出零戰,究竟是功?是過?一生崇尚和平,在作品中不斷提出反戰思想的宮崎駿,卻毫不掩飾對零戰的熱愛,這又是怎麼回事?

明知設計出來的東西是殺人兵器,還是篤定做去。那是身處極端時代中,掙扎於生存,抗拒於邪惡,同時在知識上追求突破、徹底綻放才華的兩難,是巨大的無奈和無比的志氣;方時日本經歷了關東大地震、世界經濟蕭條和國內物資缺乏等艱困挑戰。片中安排堀越二郎受到特務威脅、妻子罹病過世等情節,與大環境對照呼應,人們抱持著「風起了,要好好活下去」的信念努力奮發,堅韌不屈。

重要的是,宮崎駿並不忘記反省戰爭帶來的災難,堀越二郎的成就,為他帶來更巨大的痛苦與失落。這揭示了人生的抉擇從來不是單純而容易的一件事,更顯出藝術作品深刻的力量。

以此對照,《KANO》在情節的鋪陳和題材選用上就顯得可惜了,片面呈現美好的事物,固然能夠帶來觀看過程的簡單愉悅,卻反而使得日治殖民時期台灣人在艱困中真正的努力和骨氣隱而不顯。

純粹從商業的角度來看,「單純而美好」毋寧是安全的選擇,亮眼的票房也反映了觀眾的廣泛共鳴。《KANO》抓住了當前台灣本土認同轉向明亮、自信的需求,卻又隱然透露著本土主體性尚未真正建立、必須依附於某種外來鄉愁的尷尬處境。

台灣人對這種尷尬並不陌生,外來鄉愁曾經是中國,也曾經是美國,當然日本從未缺席。也許有一天,當我們不再執迷於追逐「台灣之光」,不再依戀任何外來鄉愁時,我們便能夠說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故事。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著有長篇歷史小說《鄭森》、《滄海月明──找尋台灣歷史幽光》(入圍2011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指揮大師亨利‧梅哲》;現為《音樂時代》、《音樂年代》、《新朝藝術》、《MUZIK》雜誌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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