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狗熊都是時代產物。那能不能說：不是人，而是時代精神決定了歷史走勢？有的時代精神偏能造英雄，有的專造狗熊。有些史家是這麼想。他們認為「西方憑什麼」的解答，就是中國文化在十四世紀轉成內向，不再有外視性，歐洲文化則轉外向，派許多壯士出海，才會發現美洲。
我在第八章指出，這種觀點與史據不合。文化並不像指點人該怎麼做的腦中聲音，它較像一場討論各種選項的公民會議。每個時代都得到它所需的思想。地理和社會發展給了哪種問題，它就會生出與之對應的思想。
這可以解釋，為何東西方思想在過去五千年會有這麼多相似之處。在西方核心，國家崛起於公元前3500年左右，東方則崛起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在雙方都挑起一種論述：神格君權有何本質？有何限制？等到雙方都建立文官體系，西方是公元前750 年，東方是公元前500年，前面論述就被第一波軸心思想取而代之，變成關注個人超越的本質，還有個人與世俗權力的關係。公元後200年左右，東西兩大帝國分崩離析，第一波軸心思想又被第二波取代，變成關注信徒要如果透過有組織的教會在滔滔亂世獲得拯救。後來社會發展復甦，在中國是公元1000年，義大利則是1400年，代之而起的則是文藝復興，問題變成如何撇開近世的庸劣，找回第一波軸心思想的失落智慧。
（公元一千年的中國〈宋朝〉多繁華，看看《清明上河圖》就知道。）
東西思想發展如此貼近，時間又如此之長，原因我認為，是社會發展要上揚只有一條路。要突破24分的天花板，東西方都必須集中國家權力，這就不可避免地導向第一波軸心思想。國家式微，則把人推向第二波軸心思想。國家復甦則幾乎勢必導向文藝復興。每次劇變都促使人去想出時代所需的思想。
但要怎麼解釋1600年左右的「大分流」？西歐轉向科學思想，東方（還有西歐核心以外的西方）則沒有。這是劃時代的思想轉變，難道沒反映深層的文化差異，難道也只是時代得到它所需的思想？
西方有些社會學家認為是文化差異。他們指出在心理學實驗中，在大腦接受功能性磁共振造影的情況下，受試者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需要把資訊放在大環境中思考，西方人的腦額葉和腦頂葉就會特別亮，代表必須辛苦維持注意力。但如果資訊必須從背景抽離，就變成東方人的腦額葉和腦頂葉特別亮。
這代表什麼？把資訊從背景抽離，一項項單獨看待，是現代科學的一大特徵（科學問題常有一句「其他變數不變」）。也許大腦功能差異，代表西方人就是比較講邏輯，比較科學。
但也許有別種解讀。實驗並沒顯示東方人無法把資訊從背景中抽離，也沒顯示西方人無法把資訊放環境中思考。實驗顯示的，只是雙方較不習慣以另一種方式思考，必要的話就必須更努力。雙方都能運用兩種思考方式，也經常在運用。
（達文西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代表號之一，他的創發不僅僅在藝術面，更在科學面。取自達文西─塑造未來展）
每個時代、每個地方都有理性思考者，也都有玄思狂想者，都有人喜歡抽絲剝繭，也有人偏愛複雜混沌，甚至還有些人能理性也能玄思。差別是他們面臨的挑戰。歐洲在公元1600年左右創造出大西洋經濟體，面臨新問題，而機械且科學的自然模型正好是回答新問題的最佳手段。再來四百年，這種思維已深植於西方教育，成為思想的預設模式。東方則要到十九世紀才遇相同挑戰，過程還沒走那樣遠。
在二十世紀六○年代，西方有些社會科學家主張，經濟繁榮需要創業精神去推動競爭與創新，偏偏東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有礙發展這種創業精神。到了八○年代，日本經濟成功已昭彰醒目，新一代社會學家隨即改口，說儒家尊重權威，又願意為大我犧牲小我，因此不只不礙資本主義發展，還造成日本的榮景。但是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人能調適文化，讓文化去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是二十世紀後葉的社會發展，讓儒家文化、共產體制、自由社會都能冒出資本家。
「時代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這論點亦可解釋心理學所謂的「弗林效應」（Flynn Effect），也就是IQ測驗平均分數逐年增加（每十年升三分）的現象。「弗林效應」如果代表人類正愈來愈聰明，是大好消息沒錯，但另一種解釋卻可能性更大：人類只是愈來愈擅長IQ測驗所測量的現代分析思考而已。閱讀比講故事更能訓練出現代思維，而電玩又把人類思維變得更現代，儘管教育工作者百般不喜這點。
當然，並非所有文化對時局變化都積極因應。例如，伊斯蘭世界絕少民主政體、諾獎科學家、多元現代經濟。某些教外觀察者就主張：伊斯蘭一定是蒙昧的宗教，害數億人陷於迷信而無法自拔。如果這是對的，那要怎麼解釋千年前世界上許多一等一的科學家、哲學家、工程師都是穆斯林？還有為什麼穆斯林天文學直到十六世紀還是全世界最頂尖？
（兩張郵票的主角分別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名的天文學家比魯尼〈左〉，和納西爾艾德丁圖西(Nasir al-Din al-Tusi)，納西爾是廣博的科學家，他的《論四邊形》在幾何學發展上有重要地位)
我想，真正原因是穆斯林在1700年後因為軍事和政治上的挫敗而轉成向內，就像十三、四世紀的中國儒生一樣。伊斯蘭是個大帳篷。一個極端是土耳其，國家已夠現代化，有資格加入歐盟。另一個極端是神學士，認為女性公眾場所不遮臉是死罪一條。伊斯蘭世界曾位居西方核心，淪為邊陲任人剝削後，其社會發展就受阻於受害者意識。要擺脫受害者意識是現代伊斯蘭的一大重擔。但假以時日，誰知它會找到什麼後發優勢。
文化和英雄意志是隨時可能天外飛來的變因，把我的「懶貪懼法則」變複雜。二者會把人類對時局的因應變快或變慢，讓簡單理論失色或暫時偏離史實。但第一至第十章已清楚呈現，長期而言，文化和英雄意志絕對無法凌駕到生物學、社會學、地理學之上。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為劍橋大學博士，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現為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海外院士，原本專長是西方上古史，近年專攻全球史，已出版13本書。本文選自《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雅言文化）第十一章〈西方憑什麼，答案已很明確〉。本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