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吳介民:中興事件是場全球價值鏈爭霸戰

2018-04-25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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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送習皇難堪的禮物,也給「中國經濟沙皇」劉鶴艱難考題

川普送習皇難堪的禮物,也給「中國經濟沙皇」劉鶴艱難考題

中國的中興通訊被美國政府宣布「技術禁運」七年,使其無法取得關鍵晶片與技術,對其發展5G通訊是重大打擊。美國媒體甚至預測中興可能在數周內宣告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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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擂鼓才剛敲響,科技戰已經打先鋒,行家早已看出,美國這次對中國抵制行動,劍指「中國製造二○二五」。

二○二五建立高端工業自主產業鏈

二○一五年十月,中國公布一份《中國製造二○二五》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圈列十大重點領域,其中第一項就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中國政府並規定IC產品自製率(self-sufficiency),二○年要達到四○%,二五年達到七○%。中國目標是建立在高端工業的自主產業鏈,關鍵零組件不再依賴西方技術,亦即所謂「紅色供應鏈」。

但是西方專家一般都不看好中國這個宏偉目標,認為過度自我膨脹,因為中國的科技實力仍無法與西方匹敵。缺乏關鍵技術情況下,中國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一、運用雄厚外資儲備在全球併購公司收購技術;二、挖角人才,從西方企業、韓國、台灣等國重金禮聘(中國惠台三十一條其中一個企圖也在此);三、知識產權的商業間諜戰,說得直白就是遊走於灰色地帶的「偷竊、侵權、模仿、山寨」行為。

中國能否在短時間內消化掉美國的抵制措施,從其他來源取得關鍵技術拼湊出5G解決方案,全球都在關注。

有趣的是,資通訊(ICT)產業是中國近二十年的新興產業,為何能在短期間與西方一較長短,並引起核心國家如此高度的戒心?

貿易戰是強權技術霸權爭奪戰

此次美國對中貿易戰,只是一個籠統概念,關鍵是中國與西方的科技競爭。過去四十年,中國先經營傳統產業,以低廉勞動力切入全球價值鏈,早期仰賴港台等四小虎技術與資本挹注,剝削農民工勞動力,快速賺取外匯盈餘,而奠定所謂「中國崛起」的財政基礎。

中國科技公司「中興通訊」(AP)
中國的中興通訊被美國政府宣布「技術禁運」7年,不能以過去貿易談判等級看待。(AP)

在此基礎上,北京今天才有能力在全球大肆採購企業與原料,並發動「一帶一路」(輸出剩餘資本、操作地緣經濟)和「中國製造二○二五」(大躍進式的產業升級企圖)。

因此,這回美中貿易戰,不能以過去貿易談判的等級來看待,它的本質是政治問題,而不只是科技交易或商業摩擦。西方國家心知肚明,中國產業升級戰略最終目標在繞開目前由核心國家主控的全球價值鏈體系。美國此次技術禁運,就直接掐住了中國建構產業鏈的咽喉。這可能演變成一場國際強權之間的技術爭霸權。從世界體系的觀點,中國急於建購自主供應鏈,想從「半邊陲」躍升到「核心」。但美國深知一旦中國加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俱樂部,其政治後果是什麼。

中國ICT產業為何能在短期間崛起?首先是「ICT新生態系統」在珠三角的崛起。

中資發展珠三角ICT產業鏈,不同於傳統製造業的路徑,雖然台商在其中扮演若干角色,但總體而言只是配角。這個系統以廣大國內市場為依托,獲得國家政策重點扶持,在研發與製造上採取「人海戰術」與挖角策略,先從若干關鍵產業環節突破,以「跨接啟動」在短時間提升產業地位與全球市場占有率。

觀察中國「一級網通公司」過去十五年來崛起軌跡,例如TP-Link、神州數碼等,這些公司和台灣主要網通業屬於同級公司,例如智邦、合勤、明泰、正文等。其發展大致可分成三階段。

網路通訊「跨接啟動」三階段

第一階段:藉由中國龐大、但當時不注重品質的市場,先把公司規模做起來,建立經濟規模及極度壓低成本的能力。

此階段從台灣挖角,主要是硬體人才。模式如下:中方挖走台方公司協理級人才(廠長),提升為副總,並納入公司核心決策圈,決策圈大約七人,其中六個中國人,薪水大約是台灣原職級二到三倍。這個台籍廠長同時也幫忙中方找來供應鏈廠商,例如印刷電路板(PCB板)、PCB板打件、塑殼鐵殼(機構件)等等。「這樣挖一個廠長,等於挖來了一條產業鏈。但是中方讓台籍廠長參與核心決策,完全看老闆臉色,哪一天他榨乾了,叫你不必來開會,你就被踢出了決策圈。」

至於軟體部分,台灣本來就弱勢,故無挖角問題。中資有本錢長期自行培訓軟體人才,一部分來自海歸。這個階段中國利用國內市場來培養產能與技術。

第二階段,中資已經有能力切入國際市場,但品質不夠優良,只能以低價搶攻。隨著品質逐年提高,其市場也逐漸由印度與非洲轉進到歐洲及其他先進國家。

這個階段前期,台灣人才仍顯得重要,但是到了後期,中國生產人才逐漸成熟。結果有些早期為其效勞的台灣人才,開始回流台資系統。

第三階段,中資廠進入成熟階段,這些一級公司品質達到相當水準,在國際中高階市場具有競爭力。台灣的少數網通品牌,在其競爭下遭遇很大壓力,乃至在一些市場中挫敗。

這個階段,中方已經不再需要台灣的硬體人才。

台商不知如何看待中興與華為

至於華為、中興等中國網通業龍頭,乃是國家重點扶持企業,在大型電信設備製造商中具有優勢。

近年來,這類廠商已逐步具有世界級技術與產能,其全球競爭對手已經是核心國家品牌。

中國網路業巨擘華為(AP)
台灣沒有任何一家網通公司可以跟中國的華為、中興競爭。(AP)

中國這類廠商與國家扶持關係密切,包括軍方、網路控制、融資、國內市場壟斷等面向。

以大型電信設備價值鏈做分析,中國已經占據了若干策略位置,包括中國價值鏈最上游的服務提供者(例如,中國移動憑藉龐大內需市場壟斷而坐大)、品牌設備商(包括華為、中興)、應用軟體設計(華為、中興)。華為與中興掌握世代革新軟體「IP多媒體子系統」(IMS)的技術規模。

中國軟體人才規模大,包括國內訓練的學生與海歸工程師,加上資金雄厚、國家補貼與優惠政策,而能做長達七、八年的人才投資。

一位台灣網通業的高階經理人認為,中國電信設備產業的興起,「不特別認為主要是來自台灣公司的技術能量,早期台灣的廠商不知道如何看待這兩家公司,甚至看不起它們。現在它們的競爭對手已經是思科(Cisco)、愛立信(Ericsson)、富士通(Fujitsu)等超重量級公司,台灣沒有任何一家網通公司可以跟他們競爭。」

所謂「台商不知如何看待中興與華為這樣的公司」,很大原因是政治制度與策略差異,中國這些資源稟賦,台灣企業都不熟悉。這類公司在發展初期就立基中國市場,而中國市場是一個受到國家高度干預的壟斷或寡占市場;國家不只干預市場,而更需要掌控這些公司的產品設計進行網路監控,例如交換機可以控制互聯網,所以這類公司與中國政府關係必然密切。台商是局外人,自然不懂箇中眉角。

「新重商主義」國家統整資本

一九九○年代中國開始建構「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 of China)時,這類國家扶持的公司便曾聯繫歐美電腦公司,試圖掌握網路控制技術。因為這些公司與國防、國安部門的關係,當華為與中興試圖以低價搶攻西方市場時引發國安爭議,在台灣也曾引起高度關切。

這類公司設立時就著眼創立品牌,並致力打造在全球價值鏈中的關鍵位置,在此創業過程,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廣大內需市場與各種優惠補貼來推動此「後發優勢」的戰略。

像華為與中興這樣的公司,獲得國家資金挹注卻能達成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在中國可說是例外,因為大部分的國家補貼都被尋租、套利行為給吃掉。  

我們須從國家行為來評估中國本土型網通業的崛起,其拓展世界版圖的舉措,屬於「新重商主義」政策,美國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rik)對中國經濟策略就一直採取這個觀點。

新重商主義以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經濟民族主義(不能忘記習近平不時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些左派論點認為,中國也在跟隨「新自由主義」遊戲。

這個判斷值得懷疑,其實中國是利用全球化自由貿易環境,搭便車,玩新重商主義戰略(中國「國家左派」對新自由主義的警惕,乃是項莊舞劍,他們擔心中國走上西式市場民主政治,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前兆)。基於同樣邏輯,中國政府也以國內市場來培育相當於Google、YouTube、Facebook、WhatsApp、LINE功能的新興產業,例如百度、土豆網、優酷網、騰訊QQ、微信等等。

這個「戰略矩陣」包含了國家監控社會、國內市場保護與打破西方資本壟斷等三個環環相扣的元素。

台灣只能跟進西方全球價值鏈

近年來西方學者提出「數位列寧主義」和「數位極權國家」(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形容中國的社會控制。它背後的總戰略是「社會控制的商業化」,這可謂人類社會一項嶄新發明。

西方對中國因素的驚覺,彷如大夢初醒,但其實中國這項大戰略已經行之有年、得心應手。中國電信業另闢蹊徑,企圖繞過西方核心廠商的價值鏈霸權。

這裡我們觀察到在地國家體制對全球資本的抵抗能動性。但畢竟中國從經濟「邊陲」進入「半邊陲」不過短短二十幾年歷史,北京想要在高科技領域複製它在傳統產業領域的「經濟奇蹟」實非易事。西方霸權深知中國圖謀爭霸,不會眼睜睜坐視不管。

2018年中國人大,新任副總理劉鶴(AP)
劉鶴(中)才剛接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就遇上美國在經濟上進逼。(AP)

反觀台灣處境,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的發展策略,就是跟隨西方國家全球價值鏈在攀爬,傳統產業製造技術雖不斷精進,但碰觸到西方高端品牌領導廠商(買主端)便裹足不前,遭遇難以跨越的終極障礙。台灣經濟起飛半世紀,目前仍只有少數廠商(例如台積電)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一定領導地位,並發展出半導體代工製造封測生態體系,但基本上也是跟隨著西方核心技術與行銷霸權下的發展模式。台灣在地緣戰略上依賴美國的支撐,經濟規模也屬於中型,因此演化出「跟進策略」並不意外。

中興是小狐狸,華為是大野狼

中國面對美國霸主制裁,中興通訊是否會倒閉或苟延殘喘?攸關中國產業升級,也牽涉到面子問題。眾所周知,中共是一個非常愛面子的政權,但也是一個非常識時務的政權。川普送給剛「稱帝」的習近平一件難堪的禮物,也給剛就任副總理的「中國經濟沙皇」劉鶴一道艱難考題。

中興禁運事件會不會波及華為及中國產業?一位業界專家認為:「如果中興是小狐狸,華為就是大野狼,美國如果沒有好好準備,恐怕也不容易對付華為。技術禁運對中國的通信產業會有衝擊,但是中國多年來在電信產業不斷累積的實力,或許會比一些媒體所認為的要強大一些,儘管一定會有負面衝擊,但可能沒有那麼不堪一擊。」

無論如何,美中貿易戰必須置於地緣政治經濟結構中分析。帝國的戰略調整,慣常與經濟貿易同步考慮,甚至是貿易先行。美國制裁中興到底是「隨性之作」(川普普遍被認為的政治特質)或是「有備而來」(國家官僚規畫以及產官軍學複合體的共識),不久就會揭曉。

若是有備而來,華府一定會計算到中國反應(例如貿易反擊、抵制美國貨、尋找替代科技來源國等等),而有後續劇本準備上演。

如果我們對過去美國全球戰略史的認識是正確的,那麼美國在這些大事上都是充分準備的,計算得相當精明。例如,一九七○年代初的美中關係解凍,當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策士就已經將對中貿易解禁列入與中國的交易標的(參見美國《國家安全決策備忘錄一0六》)。

一場國際—國內雙層博弈

川普即興民粹式執政風格,給這場貿易戰添加不確定性,更何況他的國內處境日益艱難,中國能否從中見縫插針?這波美中貿易戰/科技戰,對照著美國國內政局變化,也是觀察「國際—國內雙層博弈」的大好時機。(本文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本文一些論點得益於駱明凌先生,特此致謝。文中若有錯謬之處,當然是歸責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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